名牌是企业家的标志
祁：几年前每次去双星，不断听到你讲创名牌的问题，当时我和其他记者对此还没有特别深刻的认识。一九九五年八月，在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之际，为了纪念这一活动，你又邀请全国的著名商家，在青岛召开了“名厂、名牌、名店”的研讨会。这事在社会上反响很大，新闻媒体都作了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你们的这一活动可以说是为一九九六年全国关于名牌战略大讨论拉开了序幕。
汪：如何创名牌，现在中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过去，企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是不考虑什么名牌不名牌的，你计划我生产，然后交给商业部门，卖出去卖不出去与企业无关。但是在市场经济中，就必须要创名牌。
我们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这本身就是产生名牌的最好的土壤。为什么外国那些资本家、老板都纷纷来中国，就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市场。再一点作为一个企业家，作为一个搞经济的人来讲，无论你的信仰是什么，市场却是谁都要用的。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讲，当时世界上的鞋都纷纷进入了中国市场，都是名牌。譬如耐克。这个牌子，本身就没有一个工厂，他实际上是在美国搞起来后，七十年代在中国建第一个公司，是在北京炒起来的。炒起来后在中国加工。
祁：可是我在一些商店里看到外国品牌的鞋不但价格很高，而且还标有进口的字样。
汪：那都是骗人的。实际上耐克鞋说是出在香港，但根本就在仓库里没动窝啊。我可以告诉你，现在所谓进口的鞋，几乎百分之百没有进口的。我们的国家太大了，政策上也有疏漏。给人家加工鞋，他名义上出口时赚我们百分之十七的退税，再进口时又赚我们的关税，里外钻我们的空子。这种情况不光是鞋，还有其他的东西，笑话都成灾了。
祁：但是消费者不管这些，他只认你是不是著名的品牌。
汪：所以，发展经济，振兴民族产业，要靠我们自己的知名企业和名牌产品为根基。舶来品再好，毕竟是人家的，而且为此我们付出的是廉价的劳动力和广阔市场这一高昂的代价。当然，在改革开放，国门敞开的今天，拒外国名牌于国门之外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最明智的办法就是如何创出自己的名牌与之竞争。
祁：可是外国知名品牌不光以他的质量，而且是以强大的营销战略和宣传攻势打入了中国市场。据统计，中国的彩电市场，日本和韩国的产品占百分之六十的市场份额；洗发、护发用品市场的百分之八十已归外国品牌所有；而外国公司生产的软饮料在中国四大城市的市场占有率也高达百分之八十五。那么，在这种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我们民族工业的品牌怎么才能在自己的市场上不被外来者吃掉，或者说能转败为胜呢？
汪：我认为这是全社会，上至国家领导，下至普通百姓都要强烈关注的问题。首先一定要树立起用我们中国自己的名牌占领市场的意识。因为中国人太多，这个市场太大。我与南韩做生意，问他们大宇公司的人，我说，在中国有个传说，说你们大宇汽车在南韩不行，比不过现代。就在大宇即将面临垮台的时候，汽车走私到我们山东，一下子竟然把大宇汽车厂救活了。对此他们没有否认。实际上走私的大宇车主要在山东境内，涉及到河南、江苏一点点。可见中国有多大的市场啊！如果我们打不出自己的名牌，那就太丢人了。那次，大宇公司经营皮子的一听说我去了，总部专门安排人员等我，那么大一个公司，他晚上等我到十点半。他知道我们的硫化鞋用皮量相当大，除了耐克就是我们了。你想想大宇在他国家的实力是第三位，他等我能等到晚上十点半。我回来给我的员工讲，人家那么大公司，为了卖给我们皮子就那么敬业，而且他还特意叫他青岛办事处的一个主任飞回汉城、釜山去陪着我。反过来讲我们这么大个市场，却没有用好。
祁：双星的名牌战略是哪一年开始的？
汪：一九八六年。我们是以淘汰傻大笨粗的解放鞋为契机，发动了名牌战略的首场战役。当时，中国女排蝉联世界锦标赛冠军，我在电视机前观看时，发现女排队员们脚上穿的全是日本的 “美津浓”鞋，心里真不好受。中国人站着不比外国人矮，躺着不比外国人短，为什么人家能做成的事，而我们却做不到呢？女排靠拼搏为中国人争光，双星也要靠拼搏首先让女排能穿上中国人自己制做的鞋子上战场。这样，我们整整干了一百天，研制出了中国第一代专业排球鞋，是我亲自送到女排去的。据说，在后来的一次国际大赛中，中国女排队员被指定穿赞助商“美津浓”公司的鞋子参赛，但张蓉芳等队员却认为穿“双星”鞋更舒适，在她们的坚持下，日本赞助商只好让步了。正是这次成功，我们果断地提出：先用十年时间创出中国名牌，然后创出国际名牌。
那时候我们在厂区内树了一块很醒目的大标语：立足山东，面向全国，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很多人见到以后，说双星真敢吹。但是我们用了十年时间，创造出了“双星”、“达堡斯达”的品牌，最终得到了国内外两个市场的认可。
祁：真可谓十年磨一剑。
汪：没错。从生产产品上讲，十年跨越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追随模仿。从足球鞋、篮球鞋_直到霹雳舞鞋，基本上是跟在别的生产厂家后面模仿学习的。与此同时在企业内部进行了大规模的技术、工艺改造；第二阶段是创新超越。在国内首家成立了鞋业科研中心，建立了一支专业化的开发设计队伍。一九九Ｏ年前后，以亚运兰、时装兰、金奖兰、四季兰为代表，以老人健身鞋为起点，形成了双星热硫化鞋系列产品。从此扭转了四十年的落后局面，也奠定了双星在国内制鞋行业的龙头地位；第三阶段是名牌阶段。从产品的设计开发到生产销售全面向国际名牌看齐，到一九九七年，双星制鞋总量达到五千多万双，实现销售收入二十一亿元，在市场的占有率是百分之三十三，高居榜首。同时，“双星”也荣获全国驰名商标，并先后在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注册。
祁：这几年来，我知道你们在国内市场上一直是咬着耐克、阿迪达斯这些国外品牌，从各个方面下力气与他们竞争。那么，在这场中外较量中又是谁胜谁负呢？
汪：从全国运动鞋市场竞争力排行榜中，你可以看出双方实力的对抗：一九九三年，在排行榜中，耐克占据了“心目中理想品牌”和“购物首选品牌”两项第一，而双星只占“实际购买品牌”第一；一九九四年，双星夺得了两项第一，耐克仅占“心目中理想品牌”第二；到了一九九五年，这三项第一竟然全部都由双星夺得。
祁：双星在国外市场的情形如何？
汪：在大环境上是好的，但是在各个方面还存在一些使我们不能理解的阻力。就拿越南来说，他主要是硫化鞋和我竞争。他的鞋到欧洲一块钱就是一块钱，连税都不用交，而我的鞋到欧洲还要限制严格的配额。他们与美国还没有建交，美国就向他敞开了市场，只收他百分之五的税，而我们的鞋到美国就不行了，征收百分之四十八的高关税。销售价最高的才卖到十二美元。即使在这样的不利因素下，我们仍然靠自己的品牌打开了国际市场。尤其是从一九九三年开始，我们大幅度地向美国市场扩张，到一九九五年的销售总量达到一千七百万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有关部门，曾对该州十一所大学的一千五百名学生作名牌运动鞋抽样调查，投票结果是。竞有百分之十二的大学生投了达堡斯达的票。也就是说，平均每十五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穿着我们双星生产的鞋。
祁：这个广告很值钱。
汪：当然啦。你想，一个经济欠发达国家的工业产品，在名牌竞争最激烈、最密集的美国，又是运动鞋最发达的地方，能达到如此高的市场认可度，有这样高的知名度，也是我没有预料到的。这事谁也没法去走后门，就是走也来不及呀！所以说从我们双星创名牌的经历就可以证明，创名牌是企业腾飞的翅膀，同时也是民族工业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
祁：在人们的印象中，名牌总是等同于高档和价格昂贵。可我感觉到双星在市场上的产品，好像中档的比较多。
汪：对。我们以中档产品为主。但我们的中档鞋和他们的高档鞋很接近。
祁：你指的是质量还是价格？
汪：价格比他们低得多。我们的款式和整个做工都和高档的一样。为什么呢？我们的量大。我们一天近二十万双的产量。一下子都卖高价的话我可受不了，中国广大消费者的消费水平也达不到。如果现在就和外国的高价拉平，人们就不要我们的了。所以我得要慢慢地来。另外，把名牌与昂贵等同起来，是一个认识上的误区。
什么是名牌？它不是由哪个部门可以指定的，也不是像现在很多产品交上几千块钱，换回一个几十块钱的奖杯或者贴上一个名优标签。名牌首先是广大消费者自发公认的，是经过市场严格长期考验的。它以质量优秀、性能良好、形象卓越和服务超群这四大要素而成名，所以说看一个名牌，首先要看它的销售量、知名度和信誉度，而并非仅仅看它们的价格。如果你企业不遵守市场的规律，盲目把价格抬到消费者无法承受的地步，那你的市场就会自行萎缩，你也只有自认倒霉了。
那么，有没有愿意买高价位商品的人呢？有。但那毕竟是少数。美国是世界超级大国，四十几块美元的鞋，不管是什么牌子，总是黑人、黄人还有下层的白人，在那里购买。而标价一百八、二百、三百多的鞋买的人并不多。我去美国虽不多，也五六次了，看到那些鞋也是到最后都得降价。从三百降到二百，没人要又降到七八十美金。实际上，很多世界名牌的价格都定在一般老百姓可以消费的水准上，像可口可乐、万宝路、雀巢和柯达，这几个品牌都是名列世界驰名商标价值排名前四名，可他们的销售价格并不很高啊。
祁：您曾说过“名牌是企业家的标志。”请您谈谈名牌与企业家之间的关系。
汪：我认为没有名牌意识的企业家是盲目的、没有眼光的企业家。没有闯出名牌的企业家是无能的，也是不会长久的企业家。为什么呢？因为名牌对企业来说是一切工作的“纲”，抓住了这个“纲”，就等于抓住了整个全局。所以能否抓住名牌是衡量企业家素质、境界以及决策、指挥能力的标志。一个人能否成为真正的企业家，就看他能否创出真正的名牌。
名牌是市场经济中的原子弹
汪：双星开始进入国际市场后，我经常在世界各国跑，总结到名牌往往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象征，它在市场经济中的威力不亚于原子弹.为什么这样说？原子弹在国与国政治势力的较量中具有巨大的威慑力量。而中国人要想不受人控制，不被人欺负，就像陈毅说的，就是把裤子当了，也得要搞出自己的原子弹。这就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你想，在五六十年代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在西方经济封锁、科技封锁的情况下，中国人仅用了十几年的时间就把原子弹搞出来了。一九六四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传来时，我还在部队上，记得当时真是普天同庆啊！因为我们终于打破了他们的核垄断。
祁：是的。当时苏联专家撤走后，赫鲁晓夫向世界宣布：离开苏联的帮助，中国的原子弹响不了。毛泽东则针锋相对，说：中国的原子弹响了，要奖赫鲁晓夫一吨重的奖章。四年以后，事情极其具有戏剧性，赫鲁晓夫的下台与中国原子弹的爆炸只相差十几个小时。
汪：所以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国家第一代领导人是非常有志气，有胆识的。那么，时代发展到今天，冷战结束，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变化，中国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融入国际经济的循环之中。在这样大的机遇面前，我认为我们的民族工业，要把创出自己的名牌产品，同当年搞原子弹一样去高度重视才行。
一九九五年底，国家计委邀请了十位企业家，企业家是一组，我一看都是第一汽车制造厂等一些国家大型企业，双星与之相比算是小企业了。我当时就提出一个观点，你讲二十一世纪的规划，首先要提创中国人的牌子。我对一汽的老总也没客气，你一汽搞合资，生产的奥迪也是人家德国的牌子啊。
祁：说到中国的汽车工业，目前已经和境外二十个国家及地区建立了三百多家三资企业。但是在这些企业的合资合作项目中，属于我国产权产品或者品牌却微乎其微。专家们都在呼吁：随着产品的老化和升级换代，企业如果不能形成自己产品的开发能力，必然导致二次引进。
汪：这正是外商们所希望的。你产品权不在自己手里，那么，在生产经营以及技术开发上就得处处受制于人。因为外国企业的目的就是要使你不断走引进、淘汰、再引进的道路，否则他怎么赚你中国人的钱呢？所以要想真革命，就得打自己的牌子，提倡坐自己的车，哪怕是拖拉机在长安街上跑，也得要这个劲。不然的话，你坐奥迪和坐外国车有什么区别？还不如我坐大老美的林肯呢。在这一点上我们比韩国差得太远了。
一九八八年我国和韩国还没有建立外交关系，我是通过日本三菱公司进了韩国，当时作为民间团体进韩国的可能我是首创。怎么这么讲呢？从东京飞到釜山后，我们一行四个人在机场被截住了。人家看了我们的护照，说得很客气“请你稍候”，那叫稍候吗？那简直是拘留。眼巴巴看着别人都走了，而我们却不能动。一下子折腾了四个半小时。因为出不了机场，韩国方面接机的工作人员也接不到我们。最后又通过日本三菱公司把韩国的老板找出来，他亲自到机场拿到我们的护照，得到认可以后，才把我们接出去。丢那人就不用再说了。等我出了机场，那个老板告诉我，因为我是以中国鞋业协会会长的身分，他们也是会长去接的我，还不是完全以厂长的身分。
在路上，他指给我看跟在后面的车，说后面那两部车就是韩国安全局的。我一共在韩国待了十二天，他们足足陪了我五天。到第五天，韩国的公司方面请我吃饭，那安全部的三个伙计也坐在旁边。我跟他们开心，给他们敬酒。我说：“我只是中国的一个鞋匠，要说做鞋比你们韩国差远了，我进了你们国家你们三位就一直在保卫着我，你们三位辛苦了，我敬你们杯酒。我这个身分不需要你们保卫。”原来他们怀疑我是朝鲜派去的。我说：“我地地道道是做鞋卖鞋的，你们不要怀疑。”这样讲了以后，到第六天他们就撤了，也不“保卫”我了。
这是一段插曲.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在那个时候，他釜山到汉城的高速公路刚刚完工一个月，农村路上跑的三轮拖拉机，我们青岛人叫巴达巴，环卫局成天盯着不让跑的那玩意，他那里到处都是。但是我去年和今年去就再也见不到了，根本就没有了。当时到他们家里去做客，我看他们吃的并不比我们强，住的也并不比我们强，那时候我们到汉城去时，到处都是美国兵在站岗。现在才六七年时间，变化非常大。韩国的汽车，一九八八年时并不怎么样，他现在的大宇车和现代车在他国内卖，高档的已经和奔驰车的价格基本接近。这一次我去，他那个老板接我，乘坐的就是韩国生产的高档车。
祁：由此可见，如果一个国家不能尽快地提高产品的自主开发能力，创自己的名牌产品，就只能成为外国资本的附庸，成为人家跨国公司产品的生产工厂。
汪：是的。一九九六年六月，我应台湾制鞋业的邀请去进行为期十天的考察。这是四十多年来大陆鞋业界到海峡对岸的第一次交流，加之双星的知名度，我们还没有去，他们的《经济日报》就率先刊登了我要来台湾交流的消息。等我们到了以后，台湾鞋业界的所有大公司都表示出了极大的热情，争先恐后地邀请我们去他们那里走访，结果使我们十天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张。在交流期间，台湾的记者采访我，他说：“请问汪总裁，双星成功的法宝是什么？”我回答他：“我们成功的法宝是抓了一个牌子，一个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名牌。”当时在座的其他记者同时伸出大拇指，为双星必将成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世界名牌而骄傲。
那么，台湾制鞋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在台湾，制鞋的制造业在其经济中占有相当的比重。六十年代他们还主要以家庭生产为主，规模很小；到七十至八十年代，他们借助外来技术（主要来自日本）的帮助，生产技术逐渐成熟，规模也不断扩大，开始形成制鞋强手。他们真正的发展壮大期是九十年代。进入九十年代后，由于台湾经济的快速发展，鞋业受到人力资源紧张的矛盾冲击，制鞋企业开始将生产向经济欠发达地区转移，形成了目前岛内开发，岛外生产的制鞋经营新格局。这种格局又推动了他们的鞋业开发向高精度、高速度、高技术的方向发展，以适应国际市场的激烈竞争。因此，台湾现在已经成为日益引起世界鞋业瞩目的先进技术的开发生产中心。
虽然他们经过三十年的努力，在开发研制等技术方面走在了同行业的前面，但是，让人遗憾的是他们发展到今天却没有创出自己的牌子。因而只能成为耐克、锐步、阿迪达斯等外国诸个名牌的加工厂、生产基地和配套基地，使得规模经济的势力得不到最佳发挥。
祁：我看到一篇德国《商报》的评论文章，写道：没有创造出自己的名牌是亚洲地区的典型错误。我国台湾、香港和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的产品在世界上没有什么名气。韩国人是惟一的例外，他们虽然在各方面模仿日本，却依靠三星、大宇和双龙等公司在世界上树立了自己的品牌形象。
汪：确实。遗憾的是韩国制鞋业没有创出自己的牌子。我这次在台湾，从台北到高雄走了七个县市，参观了十六个公司和台湾鞋业制造及设计中心，并多次会见鞋业界要人，包括台湾制鞋工业工会主席张文义先生。在交流中我给他们讲，双星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创牌子，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汲取了韩国和我国台湾制鞋业的教训。韩国制鞋业十大公司，他最兴旺时，有一百二十多条生产钱，但他垮得很快。为什么？因为他的生活水平提高后，工人的工资提高，鞋的成本也相应提高，他就想向中国转移。这时候，台湾同胞的动作比他们还快，提前进入了内地，在南方呼呼地建了上千条生产线，一下子把韩国人给顶垮了。韩国人那么大的规模，垮得那么快，其中失败的一个很大原因就是他自己没有创出一个牌子，也是给别人加工。人家不在这儿于了，拿到中国去了，他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所以，对一个企业来说没有自己的牌子就得永远依附于别人，而有了牌子你就有了市场。
祁：所以你把牌子称为市场中的原子弹。
汪：对。我们汲取他们的教训，一定要打自己的牌子。我们也制定了好多政策。比如出口，你要用我们的牌子，可以添五；外国来做鞋，我们让他尽量用我们的牌子。在国内来讲，我们一直坚持打自己的牌子，这一点我们比他们高明。说实在的，走入市场，对中国人来说，对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双星最大的贡献就是创造了一个牌子。
你想，人家搞市场都搞了几百年了，而我们刚进入市场时中国是个什么样？现在最强盛的是耐克，锐步有点下降，阿迪达斯主要的产区是在南美。我这次到东欧，人家每个城市都有这三大名牌的专卖店，产品都已配套。所以我们在世界的行业当中汲取了韩国的教训，我们的高招是不但有自己的工厂，有自己的牌子，还有一个渠道。这个渠道我们已在国内建了起来，形成了销售网。一个牌子，一个渠道，这是两着高招。为什么台湾的各厂家在我们走访时纷纷抓住这一机会，向我们展示他们的实力？他们说我们跟你比就是缺了个牌子，缺了个渠道。所以他们都希望和我们合作，通过双星打开大陆的市场。所以我为什么说牌子是高科技的高科技？假如说我现在再做高档体育用鞋，我不知要在人力、财力、科研技术上投多大的力，但是我用我的牌子，用他们的条件，由他们加工，我向市场去推销。
祁：双星作为中国名牌是无可争议的，但要作为世界名牌这个概念怎么讲？
汪：去年四月，在新加坡参加二十一世纪国际研讨会时，有两个新加坡的华人记者在会上也提出过这个问题。他说你双星怎么能成为世界名牌呢？好像不大理解。我回答说，作为我们这个行业，运动鞋大家知道最出名的是耐克，美国人才两亿多人口，他们搞一个牌子，一宣传就说成是世界名牌。我们中国人十二亿人口，再加上世界各地近一亿人的华夏子孙，我们搞一个牌子怎么就不能是名牌呢？美国人和发达国家总是把我们说成是落后的，怎么落后呢？就是我们的总收入按人口平均，我们是第三世界，那么，既然按人口计算中国是第三世界，为什么我们创了一个牌子，在中国的市场本身就有十二亿，加上你们在外面的炎黄子孙十三亿，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我说双星鞋在中国人中几乎家喻户晓。他美国的是世界名牌，我双星为什么不是世界名牌？我说，我们当然是世界名牌。当我回答完这个问题后，掌声不断。
因为我们本身就拥有一个大市场，本身就存在着一个世界的市场，你想想世界上每一个大城市，每一个老城市都有唐人街，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有中国人，一直到北欧挪威最偏僻的乡村都有中国餐馆。从中国人在世界各国的分布、当初下南洋流浪、创业打下的基础，给国际市场也等于创造了条件。为什么这么讲呢？最近上海、北京出国人员很多，我们青岛也有，他们很多人都特意买一些双星鞋带出去。在美国、加拿大居住的人捎信来买鞋的也很多，一买买几十双。
我还讲了一个观点，就做鞋来说，无论是运动鞋还是高档皮鞋以及其他专业鞋，现在几乎都在中国做，目前全世界生产的旅游鞋在中国生产的占百分之八十。三大名牌在印度尼西亚的产量寥寥无几，菲律宾没干成，泰国没干成。马来西亚人家生活水平高了，已经不干了。现在在亚洲只有我们和印度尼西亚，还有越南。而像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已经不做鞋了。德国还剩一点点，日本也剩了一点.一九九五年五月，我到日本，几乎找不到工厂。它制鞋工厂在神户，这一次大地震几乎全完了，也基本上不生产鞋了，而主要依靠进口，税收由百分之七十、八十，一下子增加到了百分之百。所以说我们应该增强我们自己创名牌的志气。历史证明了双星走过的路，就鞋业来讲，应该说国外的名牌鞋对中国的侵袭最大。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们仅用了十年的时间，就创出了一个自己的名牌。
为什么说是世界名牌呢？由于我们在世界上的影响，一九九三年美国有两家公司注册了双星商标。我们在美国设立了公司后，和美籍华人的两家达成了协议，同意三家都用双星商标。我把他们请来，我说我们都是中国人，都卖双星鞋，统一都用这个商标。一九九五年又出现了什么情况呢？具有一百年历史的康姆斯公司的律师向我们发来信函，要求我们主动撤销在美国的商标注册，并且威胁说如果我们不撤销，就以他们在美国注册“ALL STAR”和“ONE STAR”商标为由向法庭起诉我们侵权。你看他霸道到什么程度？他注册的是全星，和一个星。他说你只要在鞋上带星就是侵犯了我的商标权。我们接到传真后，理直气壮地给美国公司回了传真，说愿意打这个官司。因为商标的颜色和设计、标码都不一样，名字也不一样。我说，看来这个官司我们能打赢。我们在国内请了律师，在美国请的律师也已经把材料传给了对方。他们在美国是数得着的公司，不光是经营鞋，他一年的买卖都是几百个亿，我说这个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中国人创造一个牌子，环境有多么复杂，为什么我初去时他不起诉我呢？双星鞋一九八七年就打入了美国市场，目前在美国市场的销售量已占我们整个出口鞋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现在他意识到双星集团和“DOUBLE STAR”这个牌子已经压倒了他的一颗星，所以便利用不正当手段阻挠我们在美国注册，而且两次向美国商标专利局要求拖延对我们双星商标公告期，结果美国商标专利局采取了保护本国企业的立场，将三十天的公告期延长为一百二十天。
祁：那么，你们原先注册的就不算数了？
汪：在国外注册是这样的。提前要写出申请，他们备案，取得商标的初审通过。那么在这一年半中或者两年时间内你都可以发表已经注册的声明。这不，到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一日，美国商标局发布公告，准予双星商标在美国的商标注册权了，他康姆斯公司出来阻挠，说我们的双星侵他一个星的权了。再就是欧洲，波兰、荷兰和西班牙也已经抢注了双星商标。当我们意识到我们这个商标在世界上已经有影响，赶快注册国际商标，结果整整办了一年多，接近两年，等我们办了下来，人家已经抢注了。那么我们再进入的话，就是侵权。我们在波兰的市场非常好，高档鞋直接进入，现在波兰的公司正在与当地磋商，双方尽量协商。不行的话也得请律师起诉他非法，因为他搞的和我一模一样，等于把我的全部标志整个都给套上了。
祁：据说像同仁堂中药这样的老字号也被日本抢注了。
汪：是的。你中国只要有了名牌，他们就抢注。当我们的产品进入国际市场后，我们才痛感到牌子的重要性，感到他们在牌子上舍得花力气，挖空心思在作文章，为了创一个牌子，真是不惜一切代价。一九九五年底我到东欧考察市场，在匈牙利有一对夫妇，一年挣一千万美元，要拿出四十万美元来打自己的牌子。我和他们谈，他说他的硫化鞋可以用双星的牌子，但是他还得创自己的牌子。
祁：外国的鞋蜂拥而来，而中国的鞋却在外国注册这么难。在这方面国家有没有什么保护措施呢？
汪：就拿我们和美国打这场官司来说，到国家有关部门去反映这种情况，他们说这是企业行为，是你们企业的事。你说这气人不气人？我说这是共产党的企业，不是我汪海的企业，如果是我汪海的企业我根本就不来找你们。我花钱收买不就完了？
通过这些事证明中国人也能创自己的名牌，而且中国人创出自己的名牌后比外国人更有前途。特别是像手工业、加工工业，中国人不干则罢，只要干就能干得非常漂亮。
我在韩国进口皮子时，有意识地在耐克的价格上增加了三美分。供应我们皮子的五家韩国皮厂中，有两家专供耐克用皮，我对他们说既然是耐克用的皮子，我双星也一样用。他们说价钱贵。我问贵多少？说贵三五美分。我说耐克能用的皮子，我们中国人一样可以用。不就贵几分钱吗？你只要保证我双星质量，我给你多加二到三美分。我心想你韩国人以为我们中国的工厂就不需要用这么好的皮子？以为咱中国人就没钱？我就是要争争这口气，长长咱中国人的志气。
创名牌是企业最大的政治
汪：那么，我现在回到你提的问题上来，在一九九五年秋季，为什么我们双星，作为一个企业要请来全国最著名的一百三十多家大商店，召开“三名”研讨会，来纪念世界反法西斯胜利五十周年呢？
那次研讨会的中心议题是：创名牌，长中国人的志气，树中华民族的新风。你知道，在那几个月中，新闻媒体成天回顾九一八；回顾七七事变；回顾南京大屠杀。这些回顾对我们的下一代确实有教育，使他们知道了那一段难忘的历史。但是在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还能进一步启发青年什么呢？别看我是个鞋匠，在新闻界也有几个好朋友。我说你们天天回顾，但光回顾不是目的，更重要的是提出问题。
回顾历史要与现实结合起来。现在美国对我们一会儿是经济制裁，一会儿是借口所谓的人权干涉我国内政，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国家经济实力还不够强大。假若说我们有强大的经济实力我们怕什么？你想想新加坡二百六十万人口那么个小国家，一个美国人在那里犯了法后，美国总统出面讲情。当时我正在新加坡，他的晨报是华语报，李光耀采取强硬态度。不管你是哪个国家的，你在我新加坡犯法，就得执行我的法律，我就得打。据说是打六鞭子改成了四鞭子。反正总是打了。
在国家之间，民族之间，乃至集团与集团之间的政治斗争，从历史到今天，任何一次政治冲突，说到底都是一次经济冲突。也就是说，几乎没有脱离了经济问题而单纯存在的政治斗争。
祁：是的。政治与经济是一对不可分割的联体儿。
汪：我们成天说要讲政治，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作为一个企业来说这个政治要怎么讲？我认为我们创造一个牌子，就是讲政治。我们中国在全球化的大商战中，创造出更多的名牌，就是最大的政治。试想，一个拥有十二亿人口的中国，没有自己的名牌占领国际市场，这不仅是中华民族的耻辱，也不能保证五十多年前的悲剧不再重演。对于这个问题，现在人们的认识还非常模糊。有很多人把创牌子看成是你企业家的事，是你企业的事。他们不仅不支持你，还站在一边指手画脚，说三道四。名厂、名店都是企业，怎么支持、怎么帮助？我认为在这一点上，社会并没有取得共识。从这个角度讲，我们就应该自己拿自己当骨干，厂家和商家联合起来，自己研究和解决一些力所能及的现实问题。
祁：请你谈谈这次研讨会的主要内容。
汪：社会发展到今天，中国应该怎么搞好名牌？到会的名店老板们也都有很好的见地。首先是怎么去认识名牌。名牌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是客观存在的。你既然承认市场经济，就必然会产生名牌。发达国家的名牌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也是进入市场后首先用他的牌子来推动国内和世界的发展经营。就市场来讲，这是市场竞争的标志和代表。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企业、一个商场，我们要树立名牌意识，必须在商战中把名牌意识和爱国联系起来；把名牌与精神文明、物质文明联系起来；把重振民族精神与壮大中国的经济联系起来。应该把创名牌看成中国市场经济中的原子弹那样的高度去认识它，去发展它、壮大它。否则我们在这场国际大商战当中就很难取胜。其次，创名牌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而应该有长远发展战略。像在世界品牌价值评估台上名列前茅的可口可乐、万宝路、雀巢、柯达等名牌，也是经过了几代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不懈努力而树立的。
祁：这两年国内好像也开始有了品牌评估这方面的业务。
汪：双星品牌的价值是二十一亿元。
祁：不低呀。
汪：所以随着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发展，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创出更多中国人自己的名牌。此外，要动员全社会、全民族的力量，齐心努力创名牌。
名牌是全民族的财富
祁：你认为主要的力量有哪些？
汪：第一，当然是企业，制造产品的工厂要有创名牌的理论，要有大的策略和部署。我们从一九八六年开始就决定了要创自己的牌子，整整创了十二年。从双星创名牌的经验可以看出，一个牌子是代表你企业的形象，企业的精神，也是企业的财富。而且既代表精神又代表物质。从一定意义上讲，抓好一个牌子，就是全面地抓好了我党提倡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所以说衡量企业的好与坏，你本身的政治工作和经济工作是个什么样的情况？不要空喊口号。进入市场经济以后，现实就摆在这儿，没钱，无论是个人，还是企业，大到国家什么事都办不成。所以说你创造出名牌产品就是最好爱国，就是最好地爱这个民族，最好地爱这个厂，最好地爱这个岗位。那么在你的岗位上就得为这个牌子增光彩。因此，我们双星早在几年前就在内部开展了创“三名”活动，就是名牌、名厂和做双星名人。所谓名人难当，我深有体会。但我这个人是善于迎着风浪上的。一九九三年双星人又提出：“创国际名牌，干国际名牌，当世界名厂”的“三名”战略。我们就是这样不断地自己给自己增加压力。
第二，是政府要支持和保护名牌。在维护名牌信誉，防止假冒伪劣产品方面执法要严。现在你只要创出名牌，假冒伪劣的产品立即蜂拥而起，充斥市场。这些侵权者才不管产品的质量不质量呢，就是为了用你的牌子来赚钱。一九九五年我们曾经邀请了青岛工商局和有关部门组成一个班子，拿出半年的时间专门打假。结果发现在我们青岛中山路，就有近十家在卖假双星鞋。再到即墨和胶东地区这些地方去查，那就多得没法说了。更为可笑的是，我们明明知道山东有几家在利用我们的牌子生产鞋，但我们的调查班子就没敢进那两家的门。
祁：为什么？
汪：他们打电话给青岛工商局，说你们可以来，但你们的生命安全我们不能保证。工作人员跑回来给我汇报，我说那怎么办？还是人的命要紧呀！
祁：不久前，我在北京和平门看见一个个体摊贩在卖你们的鞋，而且外包装盒上的图案、颜色和字体都与你们的一样。我要了一双鞋，发现做工很粗劣。我说你卖的这双星鞋是假的，小心人家来查你。那个小贩没否认，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生产这个鞋的厂家就住在胡同里。听他的口音好像是南方人。
汪：前年我们与青岛工商管理局的同志一起下去，到浙江温州、瑞安也查了一下。他那里有两个窝点，都是个体经营者开的工厂，其中一个公开打着“瑞安市双星鞋厂”的招牌。所制造的假冒鞋上赫然印着：“中国双星”的字样，鞋子侧标也直接采用双星驰名商标的标记，其外观足以以假乱真。但他的制造工艺很简单，质量就更没法说了，有的鞋子的鞋帮和鞋底用手就能剥开。最后在当地工商局的支持下，查封了这两个厂子。假冒产品如果不抓，不仅损害驰名商标的声誉，损害消费者的利益，给我们企业也造成很大的经济损失。双星仅仅在一九九四年打假就耗费了一百多万元。如果计算每年被假货所害而蒙受的经济损失那就是天文数字了。
祁：这种现象屡打不禁的原因，会不会是我们国家转轨时期的一种必然现象呢？
汪：假冒名牌不仅中国有，世界上也有。但是在国际上要是真正发现你搞假冒的话，那处罚是很厉害的。而我们打假不力的原因，一个是与地方保护主义的袒护有关；再一点法制不健全。
祁：据说，在中俄贸易中，中国商品在俄罗斯市场上很受青睐，但他们开放以后，咱们的倒爷把大量的假冒伪劣产品弄了过去。现在他们买中国产品就非常小心。
汪：是的。他有一个漫画，就是鞋的。黑龙江这边的一只鞋是新的，而卖到他们那边的却是破的。假冒伪劣造成的恶果，把我们的路也堵死了。现在双星鞋出口俄罗斯，只好“曲线救国”，走韩国这个渠遭。所以说政府当务之急是如何打击假冒名牌，维护真正名牌的权益。这也是对企业创名牌的最大支持。尤其是国有企业拥有的驰名商标，是一笔巨大的无形资产，它本身就是国有企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不保护，岂不是让国有资产流失吗？
就拿资金来说，国家没有给我们一分钱的投资，是我们自己从不到一千万元的固定资产滚动到现在的十七个亿。虽然国家改革开放，大的宏观经济政策给了我们很多机遇，青岛市委两届市委书记都给我们很大支持。但是在企业十多年的发展中，我们与政府的各个部门打交道却遇到过不少阻力。所以说政府，尤其是政府职能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名牌在政策上的倾斜、资金上的支持和法律上的保护是至关重要的。
第三，商业要义不容辞地推销中国名牌。要以经营中国人自己的名牌为自豪。商业与民族工业的利益是共同的，没有中国名牌，没有民族工业的腾飞，也就没有中国民族商业的繁荣；没有中国的名厂、名牌，也就没有中国民族的名店。如今，中外产品在市场的竞争已趋白热化，很难想象一个只喜欢推销洋货的商店，会赢得有民族自尊心的国人的尊敬。因而，中国商界要有与中国民族工业同生死，共命运的观念。此外，我认为只有先推销好中国人自己的名牌的商店，才能成为在广大民众心目中有良好形象的名店。在这一点上，我经常对商界的朋友们说，双星名牌，有我们双星人奋斗的一半，也有你们商界支持的一半。为什么这样说呢？现在，富裕了的中国人对名牌的追求已成为一种生活时尚，而名商场、名商店也越来越成为名牌消费的主渠道。所以，名厂与名店联手合作，对引导和推动国内名牌市场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在假冒名牌充斥市场的情况下，从消费者心理来说到名店买名牌就有一种安全感。
第四，消费者要热爱中国名牌。全社会要树立一种使用中国人自己的名牌的风气，并为之感到是一种光荣，是一种自豪。
祁：一九九六年“六一”前夕，双星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与中国少年报社联合发起的全国广大青少年支持和爱护中国名牌的大讨论。你们的题目很有意思：为中国名牌筑起“希望工程”。为什么要用这样一个提法呢？
汪：我们与中国少年报社联合搞这个活动，酝酿了一年多。但我和他们社长都很忙，阴差阳错，总是凑不到一起，直到一九九六年才总算搞了起来。我们搞这个活动也就是想从娃娃抓起，提倡一种民族精神。这十几年来，世界名牌铺天盖地地涌入中国市场，这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造成了我们民族的心理问题。现在，中学生和年轻人对于热爱中国名牌没有很强的意识，而是在一种崇洋媚外的社会心理驱动下，就觉得外国的月亮明，外来的东西好，小孩子们也都认准吃肯德鸡、麦当劳；穿阿迪达斯、皮尔卡丹。
祁：我采访过一些中学生，他们反映同学之间就有一种对外国名牌的攀比心理。
汪：我们这么大个国家，这么大个民族，如果这样发展下去，难道不是悲剧吗？
祁：麦当劳是一九九二年才进入中国的，现在已经在各大城市迅速膨胀，牢牢占领了快餐市场。在北京的几十家分店里，每天人满为患，很多家庭都是带着孩子定期光顾。这种现象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经济日报》发表文章展开讨论：麦当劳吃的是什么？卖的是什么？结论是文化。
汪：是呀。任何民族都有自己的商品文化，名牌更是这种商品文化的最佳体现。如今，外国人凭借名牌产品占领中国，同时也把他们的文化渗透到每个领域。文化最能体现一个民族的自尊、自强和自信，这些都蕴藏在你的名牌之中。所以，我们中国人有五千年的文化，创名牌更要有自己的自信。韩国的汽车在世界汽车大国中只属于中游，但韩国人都认为自己生产的汽车是世界上最好的，全体国民几乎都开韩国车，而不买外国车。所以说，韩国经济的腾飞与他们民众的这种爱国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
在那次研讨会上，我给到会的孩子们讲，学刘胡兰，学董存瑞这些英雄是对的，但是在和平建设的时代，我们也没有那种往敌人铡刀底下去爬，在战火中去炸敌人碉堡的机会呀。再说到古代的四大发明：造纸、指南针、火药、活字印刷。我们是要为中华文明感到骄傲，但那毕竟是我们的老祖先给人类创造的业绩。今天，我们搞爱国主义教育活动，具体应该体现在什么方面，是值得深思的。别人靠枪炮不一定能打垮一个民族，但在市场经济中他靠一个牌子，靠经济的势力就可能逐步地把你这个民族吃掉，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没有战斗力了。那么，要振兴中国，就必须在市场经济中政府要认真抓好这个牌子，消费者应该爱这个牌子，各阶层应该支持这个牌子。作为企业和企业家来讲，他们的任务应该创造最好的牌子，用最完美和最理想的产品来贡献给他的用户。生产者和消费者大家都为这个牌子做贡献，都为自己的名牌献计献策，都为这个名牌艰苦奋斗。只有这样，我们的牌子才能巩固和发展下去。
名牌无终身
祁：您所谈的企业创名牌的价值和名牌在市场竞争中的意义，确实是振聋发聩的见解。但是，国内这两年鞋的生产量很大，市场早已经是供大于求。在这种情况下双星再发展应该把握怎样的机遇呢？
汪：我们讲风险中蕴含着机遇。反过来说，事业在最兴旺发达的时候也往往潜伏着最大的危机。现在正如你所说，大陆上的鞋子已做到了每个角落，市场也进入了饱和期，双星怎么办？这是摆在每一个双星人面前的极其严峻的问。所以我始终在双星内部提倡一种危机意识，那就是：“市场无止境，名牌无终身”。世间万事万物，不进则退。尤其在市场竞争中更是无时无刻不在证明着这个道理。
我一向认为企业要大发展，与其创造机遇，不如努力利用目前的机遇。双星目前的机遇就是这块牌子。经过这十几年的拼搏，双星已经形成了规模经济，创出了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也有自己在国内外的销售渠道。我们只有很好地想办法利用这几大优势，才能在市场上争取主动。
利用优势并非在生产规模上再扩线，鲁中开业后我们就关闭了市区的运动鞋厂，转而发展三产。双星今后自身的生产将不再大幅度增加，而是一头加强技术开发，一头加大名牌覆盖，加大销售渠道，缩小生产厂，由过去的油桶型变为两头大中间小的哑铃型的新格局。
祁：就是说利用名牌这一无形资产来做大文章。
汪：对。名牌是高科技的高科技，具有最大的附加值，专门用商标来经营可以创造很大的价值。目前，在国内外市场的需求量不断扩大的情况下，我们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像过去那样去投资建厂，走自我滚动发展的路子，就会远远赶不上市场的需求了。所以面对巨大的市场需求，自己的生产能力达不到，就必须充分运用好名牌战略，走名牌覆盖的道路。这是企业今后发展的方向。
祁：双星名牌覆盖是什么时候开始做的？
汪：一九九三年提出后，就已经有少量地定牌加工。由于国内外市场变化很快，竞争很激烈，一些低价位的鞋子我们集团内根本不做了，还有许多新款式的鞋我们一下子要上也不可能有现成的模具和帮刀，这都完全可以靠名牌覆盖的方式争取货源，拉住订单。譬如南方的运动鞋款式新、花色多、价位也低；北方有很多鞋厂在制作专业鞋上有优势。这些力量我们都可借用。
从一些国家和地区来看，制鞋行业衰落后，一些企业凭着自己早发展的优势和有固定客户的优势逐步转向了卖鞋及其他行业的贸易公司。像巴西现在已有百分之六十的鞋厂关闭，靠外加工来提供货源。而在发达国家，早在六十年代、七十年代许多成功的企业就走了名牌覆盖之路。我曾经考察过巴特公司，他在全世界有七十多个经营公司，也有自己的制鞋工厂，同时他还在利用自己的无形资产大量加工收购鞋子，形成了著名的跨国公司。而目前的双星也已经拥有雄厚的实力和著名的品牌，也具备了实施名牌覆盖的条件，所以在一九九三年底郑州经营会议上我就正式提出实施名牌战略，实行名牌覆盖。这是壮大集团实力的一条捷径。
祁：记得一九九五年底，您在北京参加全国首届建功立业、成才报国复转军人表彰大会时，我看到有位台湾鞋商将他生产的两大箱双星体育运动鞋样品送到宾馆里请您过目，那也是双星搞的名牌覆盖的结果吧？
汪：对。那是我们给他下的订单。
祁：在人们的印象里，一般都是大陆的厂家抢台商的订单。而台湾的厂家承接双星的订单，这是一个很大的反差。
汪：由只知道为外商打工转向自己逐步当老板。这一事实若在十年前，对双星来说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我们发展到今天，这又是必然的。接订单和下订单是一个大反差，是不同地位和位置的转换。
祁：这是否也意味着双星从此将由生产型的企业开始向经营贸易型企业转轨？
汪：是的。名牌覆盖将促使企业进入一个更高的层次，企业体制和性质都将产生根本变化。一是由原来的被动参与竞争转向主动参与竞争，真正以市场需求为主导，引进、购买、开发大批样品，占据了市场竞争的主动权；二是国内很多鞋厂，尤其是台资在中国南方的制鞋工厂有的开工不足，有的无活可干，这就为我们扩大名牌覆盖，利用他们的技术、资金扩大双星鞋生产规模创造了时机；三是随着名牌覆盖的扩大，我们将由原来生产经营型转向经营贸易型，成为下订单、收购、经营产品的老板。这两点标志着双星在今后将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向高层次的方向发展。
祁：双星鞋是以质量上乘而著称于世的。在名牌覆盖中会不会出现质量问题？
汪：我们专门设有主管名牌覆盖的工作班子，建立了一整套管理制度，对组织领导、原材料测试、技术开发、质量控制、组织推销等方面也已形成了一支专业化的队伍。
祁：名牌覆盖确实是一种大开发、大生产、大市场的新型运作方式，相信这是双星面临转折的一个大机遇。
汪：在刚开始运作时，我们企业内部也有些人不理解，跳不出那种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什么都要自己生，自己养的传统生产方式。没有看到名牌形成以后如果抓不住名牌覆盖这个机遇来发展，就会痛失良机，最后连名牌也保不住而被市场无情地淘汰。
双星制定的“九五”规划和后十年发展规划，销售额要达到六十亿元乃至一百亿元。要实现这个宏伟目标，必须跳出自己生产鞋的小圈子，跨行业发展。不光在鞋上搞名牌覆盖，还在借助双星的知名度向与鞋有关的行业发展，向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向海外市场发展，向国际水平迈进。哎呀！这条路永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