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1983年，虽然改革开放的时代已经到来，但当时共产党人还不认识、不承认、不理解市场，企业还是在计划经济统购包销的体制当中，不能私自销售产品，当时双星集团的前身—橡胶九厂就不能自己卖鞋。但是，毕竟市场经济已经萌动，对于橡胶九厂几十年一贯制的老产品——解放鞋，市场已经发生了改变，到1983年底，橡胶九厂的解放鞋就积压了200多万双，中百站虽然不再按下达的计划收购产品，还是不允许企业自己卖，没人敢破这个禁区。汪海上任橡胶九厂党委书记的第一个月，企业就陷入了发不出工资的困境。

在找商业部门和上级主管部门都借不来钱的情况下，汪海提出：我能做鞋不能卖鞋吗？于是，在企业五点下了班青岛二级站驻厂人员走了以后，汪海就利用济南二级站要到青岛二级站买鞋存在利差这个价格杠杆，偷偷地卖鞋给济南二级站，进了市场。就因为偷着卖鞋，汪海被戴了个“无法无天”的帽子，这以后，商业部门决定不仅不要橡胶九厂的老产品，所有的新产品也都不要了，这断了企业的依赖思想，最终使双星走上了自营销售的道路。

2、 “黑老大”的帽子。

1983年，汪海上任橡胶九厂党委书记的时候，正是改革春风刚刚在工业战线掀起第一次浪潮之时，青岛市号召进行企业整顿，橡胶九厂是青岛市有名的“文革重灾区”，厂里派系林立，关系复杂，邪气当道，改革环境极为恶劣。汪海就教育引导收服了两个帮派的头目做了他的“哼哈二将”，发挥他们积极的方面，在企业整顿中冲锋陷阵。企业的正气逐渐树立起来，走上了发展生产的良性轨道，汪海却落了顶“黑老大”的帽子，激起了社会上的广泛议论。

3、“比日本鬼子还坏”的帽子。

文革时期，喊着“抓革命促生产”，实际情况却是“只革命不生产”，打着革命的幌子，搞“打、砸、抢”，无组织、无纪律，荒废了企业管理，败坏了企业风气，企业面貌“脏、乱、差”。为改变这种局面，汪海提出了“严、高、细”的管理新标准，一切从严，细化管理，剥夺了那些根子硬、有关系、迟到早退、上班打扑克、干私活干部的特权，整治了工人的懒散作风，使企业在短时间内走上了正常的生产经营管理轨道。可是，因为干部工人们一时难以适应这种严格的管理，其他企业又滞后于双星的管理改革步伐，竟然给汪海扣上了“比日本鬼子还坏”的帽子。可严格的管理恰恰是双星这么多年崛起于市场、屹立于市场的根本。

4、“和中央干部路线对着干”的帽子。

在用人上汪海始终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不论是在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不管是哪个国家，什么民族，从古到今都是能人起来革新。而我们今天搞改革，首先就是要把能人用起来。而所谓“能人”，就是有思想、有才华的人，一纸文凭很难说明一个人的实际能力。因此，汪海打破了干部职工的身份界限，谁能耐大谁来坐“交椅”，干部都成了“黑板干部”，干得好留任，干不好就会被抹去，这激起了许多计划经济时期“太平大爷干部”的不满，更加因为汪海提拔了两个年龄近50岁、有管理经验却没有学历、没有文凭的老工人当基层管理干部，被扣上了“有意跟中央关于知识化、专业化、年轻化的干部路线对着干”的帽子，告状告得满城风雨。可双星发展的事实证明，“不看文凭看水平、不论学历论能力”正是适应于市场经济的、契合实际的企业人才战略。

5、“拉新山头搞新宗派”的帽子。

人是企业整顿改革中最关键的因素，进了市场，就必须调整干部队伍，任用能够适应市场要求的能人，可是，原来那些占着位置混日子被撤换的干部就对汪海心怀不满，比如，一些退居二线的老干部；一些“文革”中窜上来的、没有真凭实学的造反派干将；计划观念很重，跟不上形势的人；仗着上面有靠山，长年没人敢管为所欲为的人；能力平庸不适应被免职的人，等等，他们都认为自己是平白无故被撤换，都把矛头对准了汪海，飞短流长、恶语中伤，给汪海扣上了“拉新山头搞新宗派”的帽子，到处告状。在这样的压力下，汪海义正词严：说我拉帮结派也行，但我不是营私，我就是要把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召集在一起干事业，告到中央也不能说我错。终于邪不压正，逐步在企业创造了正义、正气的改革环境。

 6、“唯生产力论黑后台”的帽子。

在“文革”那颠倒黑白的年代，宣扬“白卷英雄”、打倒“反动学术权威”、狠批走“白专道路”的知识分子，工厂闹革命，只要稍微放松了“革命”，拿出精力抓生产，就会被扣上“唯生产力论”的帽子，甚至有的人眼睛近视也不敢戴眼镜，怕戴上眼镜就会被认为“白专”。当时，橡胶九厂的一对技术人员夫妻醉心于顺丁胶应用于鞋底的科研项目，一些人就认为这对夫妻搞“夫妻配方”，走“白专道路”， 想成名成家，遭到了持不同观点人的反对。汪海深知科技创新对企业的重要作用，一直坚持“科技是市场竞争的法宝”，他肯定了这对夫妻的研究项目，并经常和他们一起进行配方试验，承担着政治风险大力支持搞科研。“文革”后，这一科研成果获得了省科协一等奖，国家科研三等奖。双星得益于这项成果，生产了闻名全国、遍销山区的“开山鞋”。可是当时的汪海却被扣上了“唯生产力论黑后台”的帽子。

7、“目无组织”的帽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召开产品订货会统统归商业部门，企业没有权利、也没有号召力组织全国的商业部门来一个企业订货。而到了1986年，双星已经成功地将老产品扩散到乡镇企业，企业开发投产了许多新产品，形成了系列化、多品种、多花色的产品特色。因此，汪海大胆决定在青岛双星总部以企业名义召开产品订货会，展示了企业的实力，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汪海则被扣上了“目无组织”的帽子。

8、“大吃大喝、挥霍国家钱财”的帽子。

现在，无论政府部门还是企业，开个新闻发布会是稀松平常的事。而这事放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企业就又成了“犯忌”的事。1984年11月，双星组织了中央省市的50多名记者召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们回去后，对双星企业和产品进行了许多报道，连海外媒体都转载了这个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新鲜事。看到这个结果，汪海喜滋滋地去了日本考察引进新设备。可是，他前脚走，后脚青岛市纪委和橡胶公司的联合调查组就进驻了橡胶九厂。汪海去日本28天，调查组就调查了28天，查明这个新闻发布会花了6700块钱，送了每个记者一双试穿鞋，给汪海扣上了“大吃大喝、挥霍国家钱财”的帽子，还拟好了对汪海“隔离审查”的文件，就等着市委书记签字了。幸亏书记没有仅听一面之词，否则，很可能中国就少了一位优秀企业家，而多了一个委屈喊冤的“上访户”。

9、“有野心、想往上爬、看不起地方领导”的帽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双星调整产品结构，引进了德国最先进的代斯码注射机，第一个生产出了高档的PU注射鞋。这种鞋柔软、舒适、轻便、防滑、耐磨，尤其适合老人穿，于是汪海就送给中央领导试穿，获得了高度评价。可是，现在看来绝顶高明的产品宣传策略，却被别有用心的人扣上了“有野心、想往上爬、看不起地方领导”的帽子。

10、“个人崇拜”的帽子。

中国人对语录这个词很敏感，这么多年，被全国人民熟知的就是“毛主席语录”。其实，“语录”的本意就是某人言论的记录或摘录。在双星，干部员工们觉得汪海讲的话都是大实话，对他们的工作有警示作用，因此就摘录下来挂在工厂车间里。可有关部门、有关领导却不这么认为，他们硬是说汪海搞“个人崇拜”。终于“汪海语录”的风波传到了原中国企业管理协会会长袁宝华和原化工部部长顾秀莲那里。为此，顾副委员长亲自来到双星考察，看了之后，肯定了双星员工的做法，说“汪海语录”讲的都符合企业的实际，没有什么不好，还写了一篇考察报告《国企改革的成功典范》发表在《经济日报》上，这才平息了“语录风波”。

11、“搞封建迷信”的帽子。

双星最早进行生产基地转移，最早招用农民工。那时，从农村招来的员工不接受“干好质量就是为人民服务，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等传统教育理念，粗制滥造，汪海就发扬传统“佛”文化精髓，提出了“干出最好的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双星这种继承传统文化精髓用于企业管理的求实态度得到员工的认可，也被世界理论界所重视，1995年，汪海还在新加坡以此为主题做了有关企业管理的演讲，得到高度评价，并被美国名人传记协会举荐为世界风云人物，可这种企业不用花钱又有实际效果的管理办法长期以来却被扣上了“搞封建迷信”的帽子。

12、“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帽子。

现在企业广告已经无孔不入，可是上个世纪80年代的观念却是“好酒不怕巷子深”。汪海最早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社会上就议论说哪有自己的产品自己吹的？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没个好。现在我们看来正常的事情，在那时一切都不正常，因为那时不承认市场。现在一切都是市场，一切都要有人去创。汪海之所以被扣了许多“帽子”，那也说明，汪海做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这正是市场经济最可宝贵的特质。

13、“搞独立王国，自成体系”的帽子。

计划经济年代，国有企业机构臃肿、人浮于事是通病。双星最早进了市场，就得按市场的规律办事。市场不养闲人，汪海上任后改革“开三刀”，这第一刀就是机构大调整，人员大精简，把27个科室压缩到13个，行政管理人员由400多人减到了200人。这种缩减合并涉及到各个科室，在撤并保卫科和武装部时，居然惊动了国家劳动部和中央军委。中央军委的领导亲自到青岛来了解这个事，还是当时的市委书记给搪塞了过去。汪海后来说，要不是当时的书记也觉得这样改革是个方向，就这个事，我汪海也就玩儿完了。

14、“不务正业”的帽子。

30多年来，汪海一直坚持从生产经营一线获取决策的第一手资料，一年中多数时间都在工厂和市场，许多决策就是在这种奔波的途中做出的，许多新产品就是在考察市场的路上开发成功的。特别企业进市场初期，汪海更是开着个老破车，经常到市场去转。可是有人对此就不理解，他们认为企业厂长不应该到处乱跑，就应该守在家里围着政府转，你不能出门，一出门就是不务正业。为了这个事，曾经在全青岛市一个干部会上，市委书记没点名的批评了有些人的观点，等于支持了汪海，这才少了拿这个事到处说三道四的。

15、“不自量力想当大官”的帽子。

为了激发人的积极性，双星最早在企业内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的承包制，汪海把车间改成分厂，把供应、开发、销售等科室改为公司，设经理，赋予部门一定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在当时那个年代引起了轩然大波。那时，能叫公司的都是局级单位，经理是很荣耀的职位，哪像现在社会上开玩笑说的：天上掉块砖砸到10个人，其中九个是总经理，剩下的一个还是副总经理。因此，汪海的这一改革，被说成是嫌自己官小了，扣上了“不自量力想当大官”的帽子。

16、“游山玩水”的帽子。

进入市场，就要适应市场，就应该接触市场、了解市场、研究市场，因此，考察国内外市场是汪海带领下属经常要做的。汪海考察市场就是真正的把自己融到市场，经常连饭都顾不上吃。出国考察更是为了节约费用、节约时间，光吃“双星套餐”，所谓“双星套餐”就是从国内带去的方便面、牛肉干、大葱，饼干什么的。依靠这样的务实作风，双星不仅很快坐上了国内鞋业的头把交椅，而且出口创汇也是突飞猛进，从1988年获得自营进出口权，到1995年，双星年出口已经达到5000万美金，绝对是行业的第一创汇大户。可是，汪海这种真真正正干工作、实实在在考察市场的行为，却被扣上了“游山玩水”的帽子

17、“男女关系作风不好”的帽子。

在刚刚改革开放的时代，企业还不知道市场，仍然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中运转，外出考察市场的事很少，带着女同志出差的就更少了。而双星进了市场，国内外考察的时候就很多，双星是做鞋的，女同志又多，难免有女厂长、女开发人员经常随同汪海出差。就这样，汪海被扣上了“男女关系作风不好”的帽子。其实想想道理很简单，在这个社会上，男人、女人享有同等的干事创业的权利，什么工作都是有男人干，也有女人干，为什么男人女人同行、合作、配合，就一定是“男女关系”呢？很正常的事，非得说成不正常，当时汪海只要带着女同志出去就被这样造谣，议论得全青岛市都沸沸扬扬。

18、“卖厂贼、捞好处”的帽子。

双星最早进行低成本扩张，1984年就开始横向经济联合，以自己的技术盘活乡镇企业的固定资产，短时间内在山东省内建了13个联营分厂，并走出山东，把联营厂办到了新疆等偏远的西部地区，是低成本扩张的双赢合作模式。可是在当时那个思想僵化的年代，一些人，包括双星的主管部门青岛市橡胶公司的一班领导都以“国家没有政策、以前没人这样干过”为由，暗自盘算着“等汪海作大了，折腾垮了、把他抓起来就好了”。企业内部不理解的干部职工更是骂汪海“卖厂贼”、“拿着老祖宗的技术换鱼虾吃了，换酒喝了、光自己捞好处”，企业开职代会，210个代表竟然187票反对。但是，即使被骂“卖厂贼”，汪海也坚决地进行转移，取得了先行一步、海阔天空的市场先机。

19、“在城里干不下去了”的帽子。

上个世纪90年代初，汪海在韩国、日本等鞋类企业的危机中悟出了劳动密集行业的市场规律，就是向相对贫困的地区转移，获取低人力成本优势。因此，在双星如日中天的发展中，汪海提出“出海越洋是开放，上山下乡也是开放”的理论，做出了“东部发展，西部开发”的战略，决定向沂蒙山等贫困地转移区。对此，鼠目寸光之辈大肆散布谣言，说“双星在城里干不下去了，才跑到山沟里”，企业内部也有一大批人认为到沿海开放城市投资建厂是方向，对这一战略也不理解、不支持。直到10年后，国家出台了“西部开发”的政策，汪海这“干不下去”的帽子才算摘掉。双星正是因为超前转移，才谱写了“出城、上山、下乡”的发展三部曲，缔造了大双星。因为转移，双星也是最早安排企业富余职工二产转三产的国有企业，先后涉足餐饮、旅游、房地产、休闲度假村、广告、出租车等行业，成功地实现了横跨17个行业的多元化发展。

20、“剥削人”的帽子。

汪海常把和乡镇企业的横向经济联合形象地比喻为“结婚”，“谈婚论嫁”的时候双方都和颜悦色，可后来“离婚”的时候就争得不可开交。当双星建的联营厂有起色了，产品有市场了，企业上轨道了，当地的领导就开始瞎琢磨了，认为双星去办厂，就是去剥削他们。当时崂山区还叫崂山县，当地的领导竟然公开在人代会上说，汪海剥削我们，他当了先进，当了劳模，他出名，不能再叫他剥削我们了。这个崂山联营帮厂，拥有1000多台缝纫机，职工多达2000人，因为这个厂为双星出口鞋配套，双星引进的当时最先进的双针缝纫机就有120台。可两个企业“离婚”时候，双星只拉出了80台机器，40多车出口鞋用的原材料，只拉出15车。现在这个厂垮了，汪海“剥削人”的帽子只是成了那个时代狭隘思想的一个标志符号。

21、“侵犯人权”的帽子。

改革开放初期，在那个极左思潮盛行的时代，双星帮派林立，管理混乱，处于极端无政府主义的状态，职工偷盗成风，厂里有什么，家里就有什么。为了强化管理，汪海提出了“加强纪律性，双星无不胜”，从抓偷盗财物的职工入手，整顿秩序。汪海是真抓到了“小偷”，可是社会上却出现了汪海“侵犯人权”的议论，并被告到了市里。这个事最后被提到了青岛市委常委会上，市委书记问了三个问题：汪海抓到了小偷没有？汪海抓“小偷”对不对？难道青岛市委还要出台一个支持“小偷”的文件？就这样，平息了双星的抓“小偷”事件，汪海才甩掉了“侵犯人权”的帽子。

22、“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帽子。

“工人是企业的主人”这话喊了几十年，可是没有企业能做到的，职工代表大会也多半是空招牌。而让职工代表参政议政，实行民主管理一直是双星坚持30年的管理特色。当汪海提出在双星成立职工代表大会常设机构——民主管理委员会时，工人们欢声雷动。汪海真正赋予民管会权力，让他们评议干部、参与讨论决策，体现工人管干部的职能，真正调动起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可是原来厂里那些关系多、根子硬、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的“特权干部”可炸了锅，他们暴跳如雷，到处散布“汪海发动群众整干部，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谣言，又一次告状告得满天飞。当时青岛市信访科的干部和汪海开玩笑，说“如果哪一天收不到告你的信，我们就没事干了”。

23、“搞家族企业”的帽子。

汪海有一个观点，市场如战场，参与市场竞争就是打仗，不管谁去打，能打赢、能挣钱、能干好就是标准。当年毛泽东闹革命的时候就是他的亲戚先跟着干，大家才追随他。现在搞市场竞争是同样的道理。俗话说，上阵父子兵，进了市场，就是天天在打仗，应该不管是亲戚朋友，只要用心去干，别违法，全家都把性命交给了这个企业，天天为这个企业着想，有什么不好？企业刚进市场时，大家都没有胆量先放下舒适的工作走向市场，汪海就发动自己的亲戚去卖鞋，但是，极左思想的影响，汪海却被扣上了“搞家族企业”的帽子。虽然现在改革开放30年了，对于汪海让亲戚到双星卖鞋、有些亲戚朋友还担任了经营一线的重要领导，许多人还是不理解。汪海这顶“家族企业”的帽子看来还要继续戴下去了。

24、“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

双星是最早进行自营自销的企业，最早在市场上构建了自己的经营网络。2000年前后，双星已建起近3000家连锁店，在扩大产品销量的同时，也出现了“富了和尚穷了庙”的弊病。为消除不利因素，汪海决策将所有经营公司、连锁店卖断改制，给代理优惠政策，让员工先富起来。汪海卖的是产品，不是固定资产，结果还是被扣上了“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这个状一直告到现在。当有人劝汪海买断改制风险太大时，汪海仍然坚持“双星发展是硬道理”。汪海这一卖，卖活了双星，卖出了一大批百万富翁、千万富翁，发展了大双星。

25、“神经病”的帽子。

几乎在双星进入市场的时候，汪海就生发了创名牌的意识，随着中国市场的开放和全球市场的融合，汪海创中国人自己的民族品牌的意识越来越强烈。在上个世纪80年代，他就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呼吁“创中国人自己的名牌”，提出了“创名牌是市场经济中最大的政治”、“创出名牌就是最好的爱国”、“名牌是市场经济的原子弹”等名牌理论。出于一份强烈的民族责任感，汪海不仅在企业鼓励员工创名牌，更注重在社会上宣传呼吁创民族品牌。1995年，汪海受邀参加国家原计委的会议，讨论二十一世纪中国的发展方向，汪海就提出了要首先规划中国创多少民族名牌的问题，吸引了与会记者都围着汪海采访，结果组织会议的原计委领导气得发火，说汪海胡说八道，搅乱了会议。双星与团中央联合搞了一个“为中国名牌筑起希望工程”的活动，在中小学生中倡议穿用民族品牌，热爱国货。汪海演讲完往下走的时候就听见两个年轻的女教师瞅着他在议论：鬼子头，神经病。倡导创民族品牌的企业家被说成了“神经病”，其实，现在想想，也不奇怪，即使今天，不是还有些专家、学者、官员认为，全球经济一体化，不必再提民族工业了，做世界的加工厂就行了吗？但是“神经病”的帽子并没有阻挡住汪海“弘扬民族精神，创造民族品牌，振兴民族工业”的脚步。

26、“土八路、土包子”的帽子。

中国企业的市场之路落后于西方企业几百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市场企业管理理论和管理方法几乎是空白，因此，引进借鉴西方的管理理论无可厚非。只是许多企业“食洋不化”，走入了管理的死胡同。汪海则确立了“继承传统优秀的，借鉴外部先进的，创造自己特色的”管理原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创立了根据双星市场之路的实践总结的“九九管理法”。可是在参与中国企业管理协会评比的时候，却因为“双星九九管理法”不是日本的模式，不是美国的模式，也不是德国的模式而丧失了评比资格。汪海自创的、具有民族文化特色、符合中国国情的自己的“九九管理法”却被扣上了“土八路、土包子”的帽子。后来，中国社科院亲自来双星调查，编写了《双星之光》一书，“双星九九管理法”也成为在全国推广的十大管理法之一。

27、“企业文化没有用、自吹自擂、自以为是”的帽子。

汪海是一位有思想、有理论的企业家，思路决定出路，理论指导实践，在双星发展的每一个紧要关头，总是汪海首先分析实际情况，提出指导性的新观点、新理论，双星才得以30年如一日的健康稳定发展壮大的。从“汪海语录”，到“九九管理法”，到“汪海新时代的三民主义”、企业家要有人性、个性和党性的“三性观”、市场经济的矛盾论、市场经济的红与专、市场经济的孝忠义等，这些理论观点、管理哲学，汇总成为“汪海的ABW论”管理体系，是双星企业文化的重要内容。双星是最早创立自己的管理理论、建设中国工业特色企业文化的企业，并且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文化管理成就，为中国工业新文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可是，就是这样高瞻远瞩为民族工业发展贡献毕生精力的企业家被扣上了“企业文化没有用、自吹自擂、自以为是”的帽子。

28、“拉关系、捞资本”的帽子。

中国女排“五连冠”的辉煌，曾经是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骄傲，汪海也不例外，和国人一样，只要有女排的比赛，就在电视机前看得热血沸腾。可是汪海也和别人不同，他除了看比赛，更看姑娘们脚上的鞋，他发现姑娘们穿的不是中国鞋。这个豪爽的山东大汉心中隐隐作痛：“这么一个东方大国竟然做不出名牌运动鞋来。我就不信，中国人站着不比外国人矮，躺着不比外国人短，就做不出高质量的运动鞋？！女排姑娘们在赛场上拼搏，我这个鞋匠也要在流水线上拼搏，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给姑娘们做出高质量的运动鞋”。决心一下，汪海就带领员工们开始了“百日会战”。鞋生产出来后，汪海就赶紧背着到北京去。在国家体委门口苦等了三天，当时女排主教练袁伟民终于被感动了，收下了全体双星人的心意。汪海这件给中国人争面子的光荣事竟然被好事者扣上了“拉关系、捞资本”的帽子。

29、“瞎折腾”的帽子。

众所周知，双星母体制鞋业成为中国国有制鞋企业的“一枝独秀”，之所以能在同行业企业萎缩破产倒闭的大环境下取得这样的成就，很大的原因，双星鞋业坚持了不断的创新，双星鞋业的工艺技术创新一直处于行业的领先水平，产品创新引领着市场的潮流。在跨入轮胎、机械制造领域之后，双星仍然坚持“今天不创新，明天就落后；明天不创新，后天就淘汰”，汪海千方百计启发干部员工的创新思维，坚持不懈号召全员创新，打商战中创新的人民战争，使双星轮胎短短几年成为行业的骨干企业，创造了行业中的新技术和新工艺，改造了外国进口设备，开发了系列化的新产品，有效地调整了产品结构，进入了高端市场；双星机械告别了过去“小型低档通用设备”的单一品种，实现了向“高精尖细”非标设备的转变，成为行业领军企业。在短时间内取得这样瞩目的发展成果，很大因素得益于汪海的全员创新战略。可是，这种对企业发展生死攸关的创新措施竟然被保守僵化的懒汉扣上了“瞎折腾”的帽子，对于创新项目攻关过程中的材料、零部件占用和出现的质量问题，竟然被有些人说成“都是创新惹的祸”。好在令人欣慰的是，双星越来越多的骨干员工认识到了创新的作用，自觉投入到创新的热潮中，逐步实现了全员创新，创出了“创新无死角车间、创新无死角班组”的奇迹。

30、“捞自己好处”的帽子。

双星是中国鞋业第一个股票上市的企业，取得了稳定发展，并多次融资，成功地进入轮胎业，实现了从给人做鞋到给车做“鞋”的跨越。近几年，随着鞋服、轮胎、机械等支柱产业各成规模，双星集团实力不断壮大，为了解决上市公司制鞋业务和集团制鞋业务存在关联交易的问题，上市公司的制鞋业务成功剥离，被改制的双星名人公司收购。这是有利于双星三大支柱产业各自集团化发展的、符合证监会规定的、顺应市场规律的正常行为，却被惯于胡乱猜疑的人扣上了“捞自己好处”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