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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退休制”
张来民
[原编者按]青岛双星集团第一届职工代表大会第15次联席会议决定，汪海总裁为双星集团“终身总裁”。这在我国国有企业中是第一次，它对现行国有企业干部“退休制”提出了挑战。
中共中央近日颁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指出：要加强对改革的分类指导，对尚无经验和需要探索的，要尊重基层和群众的首创精神，鼓励大胆实验和探索；及时总结推广各地好的经验，发挥典型示范作用。认真研究和解决改革中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对策和办法，推动改革不断深入发展。
双星集团职代会关于汪海为“终身总裁”的决定显然是国企改革中出现的一个新问题。本报记者近日围绕这一问题对国内一些著名经济学家、企业家和地方政府官员进行了采访，撰写了《国企改革：“终身总裁”挑战“退休制”》一文，现予以刊发，相信对落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精神，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会有裨益。
“终身总裁”问题的提出有突破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宋养琰先生说，虽然早在1993年“企业家”这个概念就被写进党的文件之中，但时至今日，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仍把国企的厂长、经理当做自己的行政官员来选拔、评价、奖罚，至于工资待遇、离退休年龄也均由上级组织部门实行管理，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家”似乎成了“亦官亦商”的“两栖动物”：既是企业的“老板”，又是政府的“官员”。作为“老板”，他管理和经营企业，像个企业家；作为“官员”，经常出入官场，又受制于政府，由政府来安排，市场对他没有约束力，所以，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家的“上马”或“下马”就不是市场行为，而是政府行为。
“事实上，政府与企业、公务员与企业家不是一回事儿”。中央党校教授王东京博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用政府公务员的管理办法来管理企业家，事实证明是不适合的。”我们一直强调“政企分开”，这就意味着政府官员与企业家不是一回事儿。最近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对企业及企业领导人不再确定行政级别。这就进一步表明，企业与政府、公务员与企业家不是一个序列，不应同样对待。对企业家来说，60岁是他的“青春时期”。因此，早就有不少人建议，应适当延缓企业家的退休年限。从这个意义上看，“青岛双星‘终身总裁’问题的提出有突破意义。”
“青岛双星集团‘终身总裁’问题的提出，是向现有国有企业干部的‘退休制’提出了挑战，是国企改革中的一个新问题。”河北建设集团副书记、副董事长兼河北一建公司总经理、党委书记霍建炉表示，“对于这个问题，我个人认为它是对人们观念的一种冲击。青岛双星集团职代会提出‘终身总裁’问题，实际上是集团员工对集团发展的肯定，是对汪海个人的肯定。不仅反映了汪海在集团不可替代的历史作用和现实作用，同时，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年轻优秀企业家的后继乏人。”
企业的成败与得失往往与杰出企业家的命运息息相关
60岁退休制，从实践上看，不利于企业的持续性发展。与汪海同时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中国改革风云人物”马胜利告诉记者，他任石家庄造纸厂厂长的后期，虽然在大环境的影响下效益有所下滑，但远远未到停产的地步。他完全有能力、有办法扭转当时的局面。但是，上级强迫他退休了。两年后，石家庄造纸厂宣布破产。“好端端的一个企业就这样垮了。”马胜利十分痛心地说。
“尽管一个企业成功与否的因素很多，但企业家的因素至关重要，特别
是成功的企业，成败与得失往往与杰出企业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提出这一观点的是洛阳春都集团董事长、总经理赵海均。记者在河南采访时，商丘市商业贸易局党组书记、局长陈守田为赵总的观点提供了一个现实的事例：睢州酒厂的厂长到年龄退休了；但不久这个厂的效益开始下滑。换了几任厂长都难以扭转这种局面。后来县委、县政府果断做出决定，又把老厂长请了回来。很快这个厂又恢复了勃勃生机，目前已扭亏为盈。
60岁退休制很容易使处于黄金时期的优秀企业家流向非国有企业，这就会给国有企业的竞争带来不利影响。与汪海同时被评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的徐有泮，退休后有许多国有企业邀请他加盟，但都被他一一谢绝了。后来他来到一家股份制企业——沈阳物业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任常务董事。当问到“为什么做出这样的选择”时？徐有泮答道：除非你不是国家干部，否则，你就逃脱不了“一切行动听指挥”的国家干部的命运。他称“自己选择沈阳物业的目的”，是为了换一种活法，也为日后其他想做企业家的人蹚一蹚路。
武汉市东西湖啤酒集团公司、东啤（集团）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陈尔程退休时已经67岁。尽管如此，上级通知他退休时，他也感到“缺少心理准备”，颇有壮志未酬的遗憾。因为前不久他刚根据企业发展和市场形势提出了二次创业的宏伟蓝图；为此，公司招聘了不少研究生、双学位大学生，准备进军高科技、房地产。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陈尔程退休后，请他重新出山的电话、电传不断。其中，有上市公司，有私营企业，其中有本地企业，也有远在山东的大公司。而且其开价远远高于政府对他的重奖（别墅一栋、轿车一辆、人民币20万元）。作为优秀企业家，陈尔程的价值再次充分显示出来。
马胜利被迫退休后也曾受到过许多海内外公司的真诚邀请，但最后他自己成立了“石家庄市马胜利纸业有限公司”。最近记者见到他时他的名片上赫然印着：香港健隆投资集团总经理，类似的事例大量存在。陈守田局长说，这说明：现行国有企业退休制，对优秀的企业家来说，不仅是他生命的浪费，而且也是国有企业的重大损失。当然，“总裁”能不能“终身”是另外一个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但双星职代会关于“终身总裁”问题的提出，对我们反思现行的国企干部退休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由市场来选择企业经营者和相应的任免制度几年前，深圳赛格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王殿甫曾说：“现有的人事制度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企业家的积极性。企业家弄不清是谁、是什么在决定着自己的命运。一个企业家要干成一件事至少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时间，可现在企业家也有个期限。一个企业要想得到长期而持久的发展，企业家必须杜绝短期行为，可任期制又逼着企业家只顾眼前见效。”
近日，王殿甫回北京参加理工大学校庆时在电话里告诉记者，今年三月他已退休，但比60岁退休的规定延长了五年。尽管如此，他依然不赞成把企业家当成政府官员的管理办法。他强调指出，“这种办法不利于企业的持续性发展。”
“企业家的行为是一种经济行为，应该按市场规律办事；政府官员的行为，主要是执行党的方针政策。”海南椰树集团董事长王光兴认为，“因此企业家与政府官员在退休制度上不能一刀切。60岁是企业家最成熟的时期，特别是对于中国企业家来说，他们经历了几十年的正反经验的教训，从经验上和能力上都处于巅峰状态。国有企业要想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应发挥他们的作用。然而现行的任期制客观上给企业家的短期行为提供了外部条件。”
“对于一个企业的领导是否留任的条件应是：其是否有做人的表率、创新的观念、超前的意识、敏捷的反应、积极的活力、健康的体魄以及企业认可且需要等。”霍建炉总经理认为，“一个企业家的成熟时期应在40-50岁之间，50-65岁是黄金时期。因此，60岁不能作为企业领导是退休还是继续留任的唯一条件。如果60岁退休，对企业是一个损失。”所以他也强调：“对于企业经营者，不能搞一刀切。”
早在1992年4月，中国企业家协会会长、著名经济学家袁宝华在考察了浙江一些企业之后，给中央领导写的报告中，建议厂长、经理任职年龄应作适当调整，实行有条件的企业干部职业化，不要在企业实行政府机关干部的离退休制度，以利于稳定和造就一批社会主义中国的企业专家。1998年5月他在《企业管理》杂志上发表《再论企业家的修养》一文，明确指出：“本来企业经营者不应有‘到点’的问题，只要能干，过了60岁也可以干下去；只要培养出接班人，不满60岁也可以交班。我国目前企业经营者退休年龄与政府公务员实行同一制度，是不尽合理的。我曾提过多次意见，建议改进。这同激励机制无关，只说明在企业人事制度改革方面确实还存在许多问题。”他还在《营造社会主义企业家成长的良好环境》一文中强调：“要改革目前的干部管理制度，要把国有企业经营者与国家公务员管理制度彻底脱钩，建立完善的企业经营者人才市场，由市场来选择企业经营者和相应的任免制度。”
企业家代表着一种精神，代表着国家魂、民族魂
美国西点军校(Westpoint)有句名言：一只狮子带领一群羊要比一只羊带领一群狮子更强大。在战场上，只有最出色的统帅才能百战百胜。“将帅无能，累死三军”。而在商业场上，只有优秀的企业家才能带领企业走向成功。市场经济的时代正是企业家的时代。日本松下总裁松下幸之助认为，企业的兴衰，70%取决于企业的经营者。“企业管理要以人为本，人就是企业的灵魂，而企业家则是灵魂的核心。”宋养琰先生这样认为。
“长期以来我们之所以把企业家当成国家公务员来看待，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对企业家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缺乏认识。”王殿甫说。洛克菲勒竞选美国总统的时候，选民说，如果他被选为美国总统，等于降级使用，不如董事长的地位重要。在美国，企业家的社会地位是最高的。柯立芝讲过，“美国的事业是企业家的事业。”“企业家不仅仅代表着一个创造财富的群体，更代表着一种精神，代表着国家魂、民族魂。”
要成为成功的企业家，汪海总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必须具备“思想家的睿智，政治家的敏锐，外交家的灵活和军事家的韬略”。赵海均总经理的看法与汪总类似。他在赠给记者的《什么在左右中国经济》一书中提出，作为一个职业企业家，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特殊条件下应具备7项基本素质：要具有创新素质和开拓进取精神；要具有战略头脑；要具有政治远见；要有高超的领导艺术；要有竞争意识；要树立风险意识；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他告诉记者：“当今社会人们对企业家的要求非常高，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素质、政策水平、外交能力等，标准几乎是一个完美无缺的人或者说是伟人的要求。他们付出了很多，而社会给予的和他们得到的却是很少。尽管企业家队伍中确有一些不良分子，但我们必须认识到，中华的振兴，需要一大批企业家，需要企业家阶层。从这一点上来说，国家、政府、全社会都要关心、理解、尊重、支持企业家的成长。”
赵海均说，“企业也是一个‘有机’体，同样有它的运行规律、生命周期，既要解决企业家的供求机制，又要解决企业家的交替问题，还要考虑好企业家的进退问题。不断创新、不断推陈出新，才可能有生机。从这一点上双星集团的‘终身总裁’无疑是一种创新。”
当然，“企业领导的终身制有其有利的一面，也有其不利的一面。”霍建炉认为，就企业领导“终身制”相对“退休制”而言，使优秀企业家不受现行退休年龄限制，在个人体力、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充分施展才华，而这种个人才华不仅是企业财富，也是社会财富，这是其有利的一面。其不利的一面也很明显，人在生命方面存在自然周期，在才能方面也同样存在自然周期，提出“终身总裁”有违客观规律，会从客观上压抑年轻优秀企业家的成长。因此，不可提“终身制”，应该在优秀企业家个人体力、精力允许且企业需要的情况下，放宽其退休年龄（如65岁）。在放宽退休年龄的同时，让其承担培养接班人的责任。通过培养接班人，形成企业家的合理梯次，实现企业家的新老交替，在企业家的新老交替，在企业家的职业化建设方面实现创新。
王东京博士认为，就像不能搞一刀切的退休制一样，也不能搞一刀切的“终身总裁”制。要维护企业家的地位和利益，关键是要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形成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在这种机制下，企业家的进与退从根本上取决于市场，让市场选择企业家。应当说，这是我们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方向和目的。
附录：最高的荣誉
双星集团董事长、总裁、党委书记汪海
职工代表大会推选我为双星的终身总裁，这是给我的最高荣誉。我在双星17年获得过许多荣誉或称号，比如“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思想政治工作创新奖特等奖”、“优秀共产党员”、“世界风云人物”、“中华十大管理英才”等等。但是所有的荣誉都没有这个荣誉高，用现今流行的话来说，没有这个荣誉的含金量大。因为这是双星30000多职工给予我的，是对我17年工作和改革的肯定。
我是1941年出生在山东省微山湖畔的一个小村庄里。7岁时，就当上了“儿童团长”。1965年，我咬破手指写下血书：“坚决要求参军，保卫伟大祖国”12个字，穿上军装，奔赴越南战场。那时候想，如果不在战场上牺牲，我就一定要当上将军。然而命运却没有让我如愿以偿，1975年，回国转业调进双星集团的前身——青岛第九橡胶厂，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党委副书记，1983年起任党委书记。当时的橡胶九厂作为一家国营重点胶鞋生产企业，处于我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初期，产品大量积压，职工的工资发不下来，上级不给拨款，企业陷入困境。在这种背景下我对工厂的营销体制、组织结构、管理体制、人事制度、用工制度、分配制度等等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但是由于改革触犯了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各种谣言四起，匿名信、恐吓电话不断，甚至有人躲在黑暗中朝我扔石头，上级还派来了调查组。然而，改革究竟是对还是非，究竟对谁有利，广大职工心里最清楚。所以职代会推举我为“终身总裁”是对我改革的充分肯定，是给予我的最高荣誉，也是对我以后工作的极大激励。
当然，职二这样做也表现出了对双星前景的一种担忧。改革开放20年已经充分证明，企业家对一个企业的生死存亡具有重要的影响。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因为企业家的更替而走向坦途；相反，一个发展很好的企业因为仅仅换了一个企业领导人而陷入困境。我不是说，我在双星的地位和作用多么重要。双星主要是制鞋的，改革开放初期全国有多少鞋厂，而现在还剩几家？制鞋这个行业是一个微利的行业，竞争又十分激烈。据说我们很快就要加入WTO，国外许多制鞋的大公司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并把双星作为他们占领中国市场的主要障碍。一旦中国加入WTO，我们制鞋这个行业更是雪上加霜。双星每天生产30多万双鞋，一旦销售不出去，后果就难以想象。所以职代会做出决定，希望我到点后不下岗，和他们一起继续作战。我能理解双星职工的心情，也非常感谢他们对我的信任。但是，职代会的决定仅仅表达了一种心愿，实际上是行不通的。因为它不符合我们现行“60岁退休”的规定。我今年已经59岁，明年就到了退休年龄。如果组织上今天让我退休，我明天就不干，后天就走人，自己干。当然，真让我当“终身总裁”，我也不会干一辈子，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培养接班人，最近我们对集团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让年轻人挑大梁。我的态度是：只要有利于企业的发展，谁当总裁都一样。
（原载2000年10月19日《中国改革报》）
中国企业家价值：从官本位走向金钱化
——关于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身价10亿的思考
张来民
“著名企业家、杰出企业家自身是具有价值的，其潜能是极其丰富的，不承认这一点不是唯物主义者。企业家自身价值评价也是一门综合性的新型的研究课题。经专家组的调查论证，青岛双星集团公司的杰出领导者、总裁、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汪海先生的企业家自身价值为10.2099亿人民币。”
——摘自《双星品牌暨汪海总裁企业家价值评价结果报告》
“企业家”的名称，应当说，是我国20年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成果。在此之前，五千多年的华夏文明史上人们很难找到“企业家”的概念；尽管有一个概念十分相似——“商贾”或“商人”，但其内涵却是贬义的。随着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人们对商人的认识逐渐发生了变化，同时企业家的概念也引入国内。
但是，究竟如何理解企业家？如何看待企业家的地位？如何评价企业家的社会价值？仍然是国有企业改革中一个尚未解决的重要问题。2000年12月23日，北京无形资产开发研究中心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对全国首届优秀企业家、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自身价值的评价，对解决这一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办法。它从市场经济的角度确立并肯定了企业家的社会地位和自身独有的价值。这一评价，标志着我国企业家的价值从官本位走向自身评估，不仅对于更新我国民族传统的“金钱”观念，而且对于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和政府机构改革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应该造就一批又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
“企业家”的概念究竟是什么时候第一次引入中国，没有必要进行确切的考证，但是1988年4月12日，则是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永远值得纪念的日子。
这一天，在首都中南海怀仁堂里，来自全国各省、区、直辖市的厂长、经理等600多人欢聚一堂。中国企业管理协会第九次年会、中国企业家协会成立大会开幕式在这里举行。开幕式上，有一项特别议程，即党和国家领导人为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和1987年度全国企业管理优秀奖获得者颁发奖品。上午9时许，大会开始。在欢乐的乐曲声中，汪海、冯根生等20名首届全国优秀企业家走上领奖台，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手里接过“金球”奖奖杯。“金色的翅膀，金色的世界，象征着企业家的胸怀”。接着，10个管理优秀企业代表从党和国家领导人手里领取了“奔马”奖奖杯。开幕式虽然不长，但其历史意义却十分久远。它不仅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重农抑商”的历史，而且开辟了中国从农业社会进入商业社会的新纪元。因此，这一天不仅在中国企业家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而且是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从此，一股“10亿人民9亿商”的热潮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一浪高过一浪，汹涌澎湃；而那些成功的商人或企业家，也越来越受到社会的尊重。
就在这次会议上，一位企业家提出：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更多一些，造就一批又一批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家，发展外向型经济就大有希望。
的确，在中国，“企业家”的概念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其中，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他们的头上都戴着一顶大小不同的“红帽子”，即都有行政级别，或科级，或县处级，或厅局级，或省部级等等。正如北京企业研究所所长、北京恒和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贺阳所说，国有企业的厂长、经理以至董事长、总裁，“与其说是企业家，不如说是另一种形式的行政官员。上级主管部门在观念上，一般是把他们作为一定行政级别的经济干部来看待的；在工作的安排上，一般是按照相应的行政级别来‘就位’的；在对经营者的要求和考核上，采取的是同党政干部大同小异的标准；在对业绩突出人员的激励上，最大的激励往往体现为‘加官晋职’。”不同的行政级别享有不同的物质待遇，而且厂长、经理可以“上”调行政机关任官员；官员也可以“下”到企业任厂长、经理。总之，我国企业家的价值坐标是比照传统的“官本位”标准制定的，而且官员的地位显然高于企业家，所以，在这样的坐标中企业家很难找到自己的位置和价值。
给企业家戴上“红帽子”，把他们当成政府官员来对待，从“重农抑商”的历史传统来看，是我国社会的一大进步。早在战国时代，法家就已提倡以农为本，以工商为末，重本抑末。商鞅变法后，秦国厉行强本抑末、农战合一，奠定了秦国强大、并吞天下的基础。秦灭六国后，秦始皇沿用重本抑末政策，加强中央集权制度。西汉建立后，这种政策仍为汉室所采用，如汉高祖甚至明确限制商贾不准穿丝织衣服，更不许“当官”。明朝中期，我国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商业活动得到很大发展，但依然遭到“重农抑商”政策的限制。“重农抑商”有利于封建统治阶级加强中央集权和君主专制，所以这一政策到了清代仍被袭用。一些商人要想获得成功，就必须与官府勾结；红顶商人胡雪岩的发家史，就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写照。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商人何止是被“抑制”，任何商业活动都被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被统统割掉。在如此几千年的中国历史环境中根本找不到商人的政治地位，更何谈“企业家的价值”。所以，改革开放的初期，把商人、企业家当成“政府官员”来看待，突破了“重农抑商”的文化传统，肯定了商人、企业家的社会作用，提高了商人、企业家的政治地位，这是我国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从农业社会走向商业社会的至关重要的一步，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
然而，在成熟的市场经济社会里，商人、企业家与政府官员毕竟扮演着两个完全不同的社会角色。
企业家(entrepreneur)一词最早来自于法语，其原意是指“冒险事业的经营者或组织者”。西方经济学家一般认为，企业家是使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三大基本生产要素有机结合而创造财富的第四大要素。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说，“企业家是推动企业生产发展、推动企业这部大机器运转的心脏”。他的基本特征是，敢于承担风险，通过创新增加社会财富。法国经济学家J．B．萨伊说：“企业家把经济资源从生产率和产出较低的地方转移到较高的地方。”换句话说，“企业家运用新的形式创造最大限度的生产率和实效。”英国经济学家马歇尔认为：企业家是以自己的创新力、洞察力和统帅力，发现和消除市场的不平衡性，创造交易机会和效用，给生产过程提出方向，使生产要素组织化的人。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企业家是不断在经济结构内部进行“革命突变”，对旧的生产方式进行“创造性破坏”，实现生产要素重新组合的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创新。”德鲁克也认为，企业家是革新者，是勇于承担风险、有目的地寻找革新源泉、善于捕捉变化、并把变化作为可供开发利用机会的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冒险精神，不但造就了企业的利润和企业的发展，也优化了社会资源的配置，推动了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
当然，不能认为，政府官员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中没有作用，但政府官员的作用是间接的，他的一切行政行为不以“商业赢利”为目的。也不能认为，政府官员不需要创新精神，但政府官员的创新是“制度创新”，是营造有利于企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政策环境。而且，企业家由于承担着经济风险，所以他的两眼紧紧盯着市场，并随着市场的变化而变化（所以汪海曾说：“我的上级是市场”）；政府官员由于主要是执行政策，所以他要对上级负责，所谓“下级服从上级”。企业家的进退取决于市场形势；政府官员的升降要由上级任免。企业家的生活状况依赖于企业效益；政府官员的物质待遇决定于行政级别。尤其需要强调的是，在市场经济时代中，企业家是主角，而政府官员是为企业家服务的配角，这一点与计划经济的时代恰恰相反。
如果认识不到企业家与政府官员的根本区别，而将政府官员的价值坐标简单地移植到企业管理中，那么随着我国计划经济体制逐步退出历史舞台而市场经济体制渐趋成熟，企业管理中的“官本位”弊端就会日益显露出来，并成为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严重的体制性障碍。首先，由于厂长、经理的职位由上级任免，所以，企业家必然要对上级负责，不能把主要精力用在提高经济效益上。其次，在经营过程中，无论是新型产品的开发，生产规模的扩大，员工薪金的增减，还是引进设备，对外合作，资产重组，兼并破产，上市融资等等，最后都要由上级部门来决定，企业家没有自主权，导致企业缺乏效率。第三，由于厂长、经理与政府官员一样实行任期制和交叉轮岗制，这就必然带来两种倾向：一方面，于得好的厂长、经理上调政府机关“升官”；另一方面从政府机构精简下来的行政官员“下到”企业任厂长、经理。结果导致优秀企业家大量流失，经营决策短期行为，企业经济效益下滑。第四，在物质待遇上，由于厂长、经理与同级别的政府官员相比照，这就难以激发一些厂长、经理创新的积极性，同时使一些业绩卓著的企业家感到心理不平衡，加上与政府官员一样“到点”就退休，这就很容易产生“59岁现象”。不仅断送了企业家的前途，也容易滋生腐败。
企业家不是官衔，而是一种职业
“我们想大喝一声，莫搞企业厂长经理级别了！”
发出这一呼吁的，是云南省经委副主任姚建友。1999年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结合云南省的具体实际指出了“行政级别”对国有企业的危害。据云南省统计局统计，1998年云南省1451户独立核算国有工业企业中，亏损企业768户，亏损额25亿元。该省国资局的数据表明，全省6609户国企总资产1654亿元、总负债1161亿元，资产负债率70%。姚建友认为，体制不顺、政企不分、政府过多干预企业经营自主权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其实，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邹东涛教授，早在1983年就已提出：“企业不应有行政级别”。在他看来，国有企业取消行政级别，有利于企业经营者的市场化，更有利于我国职业企业家队伍的形成。长期致力于企业研究的经济学博士、复旦大学教授石磊认为，这些年来我们一直都在探索“政企分开”，但实际上并没有很好地解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企业挂靠行政级别，经营者的选拔和考核都是依照政府官员的标准来进行的，经营者往往追求满足一种“行政偏好”：对上级负责。即使经营者无能，但只要不违法，他的行政级别不会受到影响。企业行政级别不取消，不仅使真正的经营人才难以脱颖而出，而且“旱涝保收”的制度也无法调动经营者的积极性。取消国企行政级别，可以斩断政企长期分不开的“链条”，为建立国企经营者择优录用的竞争上岗机制奠定坚实的基础。不仅原不同行政级别企业间经营者流动变得通畅，更为重要的是那些“外围人才”也有可能走上经营管理者的位置。一句话，经营者的选择是面向市场的选择。“经理市场”不是提供交易的一种狭隘空间，它更是一种制度，一种能有效评价、筛选经营者的机制。
事实上，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大潮的深入发展，传统的“官本位”观念也渐趋淡化。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已经认识到，在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经济中，一个企业关键的问题是看它能否占领市场，创造最大化的经济效益。只要企业的经济效益好了，也就什么都有了；反之，经济效益不好，再高的行政级别也不管用。所以，古井集团总经理王效金说：“企业家不是官衔，而是一种职业。企业家要淡化当官意识，避开拥挤的官道，以经营企业、发展企业为己任。”
甚至一些政府官员，自己摘掉“红帽子”，主动走上了下海经商的道路。今年元旦前夕，福建省游宪生博士辞去信息产业厅厅长官位到一家民营企业当总裁就是一个最新的实例。据介绍，今年46岁的游宪生1977年毕业于成都理工学院，1988年担任福建地质工程勘察总公司总经理兼党委书记，1992年担任福建龙岩地区行署常务副专员，1995年任龙岩地区行署专员兼地委副书记，1997年龙岩地改市担任龙岩市市长兼市委副书记，1998年任福建电子工业厅厅长兼党组书记，2000年3月担任福建省信息产业厅厅长兼党组书记，取得复旦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再读博士后。福建省省长习近平对游宪生辞官下海表示支持。他说游宪生有这个能力，应该鼓励更多像他这样的干部到商海里去闯。
作为厅局级官员，游宪生回老家时，曾是“欢天喜地，锣鼓喧天，有时候是放鞭炮”——当官，被中国老百姓看做一种光宗耀祖的头等大事。现在游宪生辞去官帽，下海经商，却是另一番境遇。“这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取向问题。”他说，“如今当官已经进入了一个平台，很难再有新的突破，上市公司能实现更大的个人价值。当官时总是前呼后拥，如今注重效率，身边往往只有一两个汇报工作的部门经理；以前案头总堆积着如山的文件和报纸，如今每天关注的只有股市行情。辞官下海使整个价值取向都变了。”游宪生认为自己不完全是奔着钱去的，当然游宪生也希望能通过一定数量的钱来体现他的“市场价值”。福建省社科院院长严正认为：“这是一个信号，一个我们国家整个价值观念取向变化的信号。”
与此同时，我国各地政府也在加快国有企业管理体制改革步伐。1998年3月，上海市有关部门决定，自今年起，上海国有企业与行政级别脱钩，经营者择优竞争上岗。国有中小企业凡新建、重建、改制的，经理、厂长均竞争上岗；有条件的大型企业，则开展经营者竞争上岗试点，均打破“铁交椅”。1999年9月武汉市决定，该市所有在企业中兼职的党政领导干部都要做出选择，要么经商，要么从政，官商不分扰乱了经济秩序，滋生了腐败。11月，酝酿多年的广东深化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改革进入实施阶段，具体方法包括：取消企业的行政级别，企业领导人员的待遇与原行政级别脱钩；试行董事长和总经理年薪制，用红股或股份期权奖励有特殊贡献的企业经营者等等。
在此期间，人事部部长宋德福透露，我国将对国企经营者的任用制度进行重大改革，建立职业化的国企经营者队伍，改变过去把国企领导当成经济管理干部管理的模式。今后不能再把干得好的企业经理都调到党政机关去当领导，而应当给他们一个更大的企业舞台，委以重任、发挥作用。这就像目前的足球职业联赛，好的甲B队员，可以去甲A发挥更大的作用，而这种去留的决定因素就是市场，而不是某一个领导的个人意图。为此，将加速构建市场起基础作用的企业家形成、配置、运行、监督和培训等机制。
2000年10月28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了国家经贸委起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加强管理基本规范（试行）》，宣布正式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规范》明确规定：“企业不再套用党政机关的行政级别，也不再比照党政机关干部的行政级别确定企业经营管理者的待遇，实行适应现代企业制度要求的企业经营管理者管理办法。”这就为企业家从官场转向市场的价值导向提供了制度保障。
企业家是一种特殊的智能商品
但是，行政级别并不仅仅是单纯的政治符号。实际上，它是通向物质财富之门的一把金钥匙，同时也是衡量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主要价值尺度。俗话说，“千里来做官，为了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升官”和“发财”总是连在一起的。一定的行政级别，不仅必然带来一定的物质财富，而且与一定的社会评价密切相关：所谓“官为贵，民为轻”；官阶越大，越受到社会的尊重。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取消，意味着企业家的分配方式和价值尺度都必然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换句话说，在市场经济社会中，如何看待企业家的社会作用？如何对待企业家的生活待遇？如何评价企业家的社会价值？
市场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就是一切商品都以金钱来衡量。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越大，价值就越高，价格也就越贵。在市场经济社会中，作为与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等一样的最基本的生产要素，企业家也是商品，也具有商品的基本属性，也需要用金钱来衡量。所以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日益成熟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发展，尤其是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取消，对企业家自身价值的评估就成为时代进步的必然。
青岛双星集团总裁汪海身价10亿的评估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完成的。
当然，企业家作为商品，与土地、劳动、资本和技术等其他物化的商品有很大不同。这是一种特殊的商品，一种由血肉构成的创造潜力无限的活的智能商品。他的使用价值主要通过创造性的企业管理，不断提高经济效益，为社会和人类创造社会财富等体现出来。如果说土地、劳动、资本、技术等等是有形资产，那么企业家的管理就是无形资产。在生产过程中，无形资产统领和支配有形资产，并使有形资产增值。
北京无形资产开发研究中心对汪海企业家自身价值的评估，事实上就是根据这一理论进行的。1980年，汪海在主持全面工作之前，青岛双星集团的前身——青岛第九橡胶厂，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厂房简陋，设备陈旧，产品积压，工资拖欠，总资产不到800万元，职工不足两千人。20年后，在汪海总裁的领导下，双星集团已发展成为中国鞋业的龙头企业，拥有世界一流的制鞋设备和技术，拥有国家级技术开发中心，具有六大鞋类生产能力以及自主开发的30多个系列产品，计1000多个品种，5000多个花色，年产各类鞋6000万双。拥有136个成员单位，130多条生产线，近3万名员工，资产总额达26亿元，销售收入27亿元，在46个国家进行了商标注册，产品已出口到美、日等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每年出口各类鞋达2400多万双，创汇5000万美元，是中国鞋业最大的出口基地和唯一的出口免检企业。“双星”品牌的价值达50.5亿元。正是根据改革开放20年来青岛双星集团资产增值过程和社会贡献，北京无形资产开发研究中心采用国际通用的品牌评价方法，做出了汪海企业家自身价值为10.2亿元人民币的评估结论。
人的价值，等于他的价格
用“金钱”，而不是用“官阶”或“行政级别”来评价企业家的价值，大致开始于1997年。当年广东省南海市良奇钢瓶总厂曾委托亚事国际无形资产评估公司和中国社会调查事务所对该企业的无形资产进行评估，经过一个多月的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以1997年12月31日为基准，良奇钢瓶总厂的无形资产的现值为16.42亿元人民币，企业家张良奇身价为5.02亿元人民币；1998年媒体曾报道广东格兰仕集团总经理梁庆德的无形资产为3亿多元人民币；1999年12月浙江浙经资产评估所对浙江正大青春宝集团总裁冯根生企业家自身价值进行量化评估，结果为2.8亿元人民币。还有一些实例，企业家不愿意让媒体公开。总之，把我国几千年来被认为“铜臭”的“金钱”与企业家联系起来，是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出现的一个值得注目的新现象。
台湾作家罗兰指出：“中国历史上，有富强的朝代，也有很贫弱的朝代。但中国哲人、文学家、诗人、画家所歌颂、所倡导的都不是金钱的追求；相反，他们用了几千年的时间，来塑造成中国人对金钱的淡泊，甚至戒惧。”因为“金钱给人约束，使人不得自由，金钱使人羡妒，引人钻营谋夺，导致人们滋生恶念，影响人格的正直与人际关系的真诚。”所以，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王建说：“但令在家相对贫，不向天涯金绕身。”李白说：“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陆游说：“富贵苟求终近祸，汝曹切勿坠家风。”冯梦龙说：“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
然而，实际上，金钱本身并不是“恶”，也不是“善”。它是社会发展和商品交换的产物。金钱（经济学上称为“货币”）也是商品，但由于金钱能充当一般等价物，所以就从商品世界中逐渐分离出来而成为一种特殊商品，成为商品交换的媒介和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同时，既然也是商品，就意味着金钱（货币）也有价值，这就使它具有一般的价值尺度的职能。英国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指出：“人的价值，和其他一切物的价值一样，等于他的价格，就是说，等于对他的能力使用所付的报酬。”所以，一方面，金钱可以购买一切商品：金钱是权力的象征，金钱越多权力就越大，就越能满足多方面的需要；另一方面，金钱是衡量人类劳动的价值尺度：一个人的身价越高就意味着他付出的劳动越多，对社会的贡献也越大，人们对他也就越尊重。
因此，正如台湾作家柏杨所说：“用正当的手段赚钱，‘谋利’不是一种耻辱，谈钱谈利也不是一种耻辱。恰恰相反，那是一种光荣。儒家那种口不言利，口不言钱，但心里却塞满了钱和利的畸形观念，必须纠正过来，社会民主，才能蒸蒸日上。”
要把国有企业搞好，就应该给企业家一个价值
用金钱来衡量事物，包括人的价值，是市场经济社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国外，歌星、影星、球星有出场费，企业家有年薪制，包括总统也有金钱上的价格。在我国，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时代转型，金钱方面几千年来积淀的所谓“铜臭”的污垢，已被清除到历史的垃圾堆；相应的，金钱的观念已成为一个新的价值尺度，并逐渐渗透到我国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用金钱来评价企业家自身的价值，完全可以说是我国价值观上的一次深刻革命。这对于肯定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激发企业家的创业精神具有重要的意义。
北京大学教授周其仁先生有句名言：“我们有天下最昂贵的企业制度——大量亏损；我们也有天下最便宜的企业家——工资最低。”据统计，1998年上市公司年报中所披露的650家公司的1050位董事长、总经理的平均年薪为49379元。其中国企改制上市公司经理的年薪仅一两万元；而在发达国家，企业家是“打工皇帝”，其薪酬数额平均为一般工人的24倍，近年美国一些企业已扩大至200多倍。所以，冯根生在接受企业家自身价值评估时说，“要把国有企业搞好，就应该给企业家一个价值，一个肯定。”“常常说要我们厂长经理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可谁来调动我们厂长经理的积极性？如果厂长经理没有积极性，又让谁去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有一种说法：‘盈得沉重、亏得轻松。’这说明我们现在的分配机制确实存在一些问题。其实，一个成功的企业家走了，导致企业下去的事例已经很多了。搞好一家企业，一靠约束，二靠激励。现在对企业的约束多，但激励少。搞企业家价值评价，形成比较规范化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企业家价值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对充分调动企业家的积极性，深化国企改革是有必要的。”
十五大报告中提出，不仅应该按劳分配，也可以让生产要素参加分配。朱镕基总理在今年全国人大会议上作《“十五”计划纲要的报告》时说，要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认真贯彻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鼓励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参加收益分配。有关专家认为，企业经营者的才能，既包括劳动，又包括技术和管理能力及无形资产（如名人效应）。因此，应该把企业家的经营管理才能看做一种综合的、特殊的生产要素。对优秀企业家的管理效益价值进行量化评价，是一种公开的激励机制。事实的确如此。汪海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双星品牌暨汪海总裁企业家价值评价结果发布会”上表示：“此次评估对双星以及我本人来说，既是一种肯定和安慰，也是一种动力和压力。新的世纪，我们双星将会让名牌的有形资产更大、无形资产更高、名牌的含金量更纯，为民族争辉。”
对企业家自身价值的确立，也有利于我国政府机构的改革。俗话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追逐“利益”或“财富”是人的内在驱动力。在“官本位”的体制下，似乎只有“当官”才能“发财”，所以千军万马都拥挤在通往仕途的独木桥上，以致造成我国政府机构日益庞大，国家财政不堪重负，腐败现象也不断产生。随着官本位的跌落和企业家自身价值的确立，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在市场经济社会里，经商比当官更容易“发财”，而且更容易实现自己的潜在价值，所以就会从当官的独木桥转向经商的康庄大道。同时，在我国现存庞大的政府机构中，不乏具有潜在企业经营能力的人才，企业家自身价值的确立，客观上引导他们像游宪生一样脱掉官帽，下海经商。所有这些都会从不同方面，壮大我国企业家队伍，加速我国民富国强的现代化建设。这也是企业家价值从官本位到身价评估这一历史转向所带来的一个重要意义。
（原载2001年4月19日《中国企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