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前，一直追溯到新中国成立时，我国仿照苏联经济模式，实行的是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它的基本特征是，以社会化大生产为前提，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国家直接配置全社会的资源，通过指令性计划和指导性计划，直接控制企业和个人的经济活动，实行自上而下的行政管理。计划经济体制对我国的经济发展起过积极的历史作用，但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计划经济体制的弊端逐渐显露出来：政企职责不分，条块分割，国家对企业统得过多、过死，忽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的作用，分配中平均主义严重。所有这些造成了企业缺乏应有的自主权，形成了企业吃国家“大锅饭”、、职工吃企业“大锅饭”的局面，严重压抑了企业和广大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使本来应该生机盎然的社会主义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所以，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作出了以市场经济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汪海的市场理论就是针对计划经济体制并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过程中产生的。汪海1983年接任双星集团的前身青岛橡胶九厂党委书记。作为一家国营重点胶鞋生产企业，青岛橡胶九厂几十年来一直在国家计划经济的模式里运转。到20世纪80年代初，国家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转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企业原有的购销机制被打破。汪海上任时，厂里积压了大量按原有计划生产而卖不出去的解放鞋，发不出员工工资。在商业部门拒绝收购、上级部门不给援助的情况下，汪海冒着坐牢的风险，带领员工偷偷地到市场上卖鞋。奔波一年，他们硬是把积压的200万双解放鞋销售一空。这是汪海挣破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走向市场的第一步。这一步，对汪海市场理论的形成及双星集团以后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它使汪海切身感受到市场的价值。汪海后来说：“双星发展成功的最大特点就是超前认识市场，主动进入市场。”“市场教育了我们，提高了我们，完善了我们。”他强调：“没有市场，就没有今天的双星。”

    市场是市场经济的核心概念。在市场经济体制内，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着基础性作用，使经济活动遵循价值规律的要求，适应供求关系的变化，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认识和尊重市场规律对企业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但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在整体上是对立的。汪海进入市场后发现，企业原有的在计划经济时代形成的各个方面都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因此，汪海认为，企业进入市场，首先要进行一场思想更新，只有思想更新，才能改革创新。

    汪海提出，双星人要以市场为导向，全员转向市场，并明确要求加快“二十九个转变”，彻底与计划经济决裂。要由“计划经济的开会指导的行政型领导或是官场上的会议领导”转到“到公司、到车间、到班组、到仓库、到连锁店既抓小事又抓大事的、全面的生产经营型领导”上来；要由“计划经济的组织生产、经营品种”转到“经营牌子、经营无形资产、发展壮大名牌”上来；要由“计划经济的‘工厂干什么，市场卖什么’的以产定销”转到“市场要什么，工厂干什么，提前预测、提前下单”上来；要由“计划经济一个配比、一个花色、一个价位卖全国”转到“价位、花色、配比按照不同的市场、不同的地区多花色、多配比、多价位”上来；要由“计划经济的按百分比顺加定价、成本定价”转到“分系列、分品种、分渠道、分前后进货的市场定价”上来；要由“计划经济的依靠工厂开发产品、工厂开发什么就卖什么”转到“自己在市场上买样品、提样品、改样品，拿来我用、自主开发”上来；要由“计划经济单纯片面追求经营额、不讲资金效率”转到“考核资金周转天数、考核资金运作质量，以增值补亏为标准、以资金管理为重点，全面提高市场经营和工厂管理”上来；要由“计划经济官场的东西，讲空话、说假话、爱面子这种虚伪的、与市场背道而驰的做法”转到“实事求是，务实认真，用双星市场政治、市场理论提高自己”上来，真正做到“随着市场变机制，跟着市场换脑袋，围着市场去开拓”；要由“计划经济的讲排场、摆阔气、人浮于事、好人主义”转到“认真务实、精简机构、减人增效、狠抓落实”上来；要由“计划经济空喊名牌、发展名牌”转到“心往名牌想、劲往名牌使、事往名牌做”上来；要由“计划经济公有制、国有企业体制”转到“发挥国企优势，用好双星名牌，实现民营转变”上来；等等。汪海强调，“做到‘二十九个转变’是尽快与计划经济决裂的唯一出路。”

在以市场为导向、彻底与计划经济决裂的思想支配下，汪海对原青岛橡胶九厂的组织结构、生产制度、销售制度、劳动制度、人事制度、分配制度和企业文化制度等进行了全方位的改革创薪。在这一过程中，他创造了无数个“第一”：第一个撇开官办的流通渠道实现产品100%自销；第一个实施横向经济联合；第一个以企业的名义召开新闻界座谈会；第一个砸掉“铁交椅”、“铁工资”、“铁饭碗”的“旧三铁”，砸烂“铁关系”、“铁锁链”、“铁栏杆”的“新三铁”；第一个实施名牌战略；第一个以企业名义召开全国产品订货会；第一个以企业的名义在国外召开新闻发布会；第一个将佛教文化用于现代企业管理；第一个创造企业管理理论“双星九九管理法”并向全国推广；第一个当“终身总裁”；第一个为自己进行身价评估……这无数个“第一”的创造，不仅为双星的发展不断开辟新的道路，而且为汪海市场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实践依据。

二 坚持民族精神，创新发展理论

汪海在回顾双星集团成长壮大的历程时说，双星集团在中国国有制鞋企业99%都垮台的情况下实现了一枝独秀，就是因为双星在时代的变革中坚持了民族精神，创新了自己的发展理论。

双星的发展理论也就是汪海创立的“市场理论”，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企业改革、管理、发展的方方面面。其中，“市场是企业的最高领导”的市场观；“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不管说三道四，双星发展是硬道理”的发展观；“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的创新观；“名牌是市场经济中的原子弹”的品牌观；“创世界名牌就是最大的爱国”的民族观；“百分之二百的服务”的顾客观；“干好产品是最大的行善积德”的文化观；“做市场企业家”的企业家观等，是汪海市场理论的基本内容。

行善积德“市场是企业的最高领导”。把“市场”而不是把“市长”作为“最高领导”是汪海理论最鲜明的特色。在汪海的思想理论中，“市场”的概念占据核心地位。他把“市场”看做“企业的根”，认为“市场是企业发展的动力和源泉”，企业的成败兴衰离不开市场。军人的阅历使他习惯于将市场比作战场，认为，“琳琅满目的市场就是硝烟弥漫的战场”，“市场是永不停息的战场”，“市场中的企业家就是战场上的将军”。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要求双星人“全员转向市场”，“下海进市场，出海闯市场，上山争市场，品牌运作抢市场”，提出“跟着市场走，围着市场转，随着市场变”，强调“市场是检验企业一切工作的标准”，“市场是检验企业的最好天平”。围绕“市场”这一中心，汪海提出了市场思维方式、市场行为准则和市场价值标准，指导双星人树立市场观念，增强市场意识，积极参与市场竞争。

“不管说三道四，双星发展是硬道理”。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说：“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反对教条，讲求实效，重视业绩。邓小平说：“发展是硬道理。”他不顾议论，讲求实干，追求进步。这两句经典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我国30年来改革开放的重要指导思想和价值标准。汪海将邓小平理论应用于双星企业实践中，创造性地提出了“不管说三道四，双星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他提出，“满足于现状就等于倒退，等于垮台的开始；向后看，一切都画句号；向前看，一切从零开始”。“对外走双星路，自己发展自己；对内走改革路，自己解放自己。”他把邓小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名言与他的“不管说三道四，双星发展是硬道理”的观点分别镌刻在双星总部及各分厂门口两只石猫的底座上，作为双星的座右铭，指导双星不断发展壮大。

“创新是企业发展的灵魂”。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不竭的动力，也是企业持续发展的源泉。汪海十分重视创新对企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性。他把“创新”看成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认为“创新是市场制胜最有力的武器”，“是市场竞争永恒的主题”。因此，他要求双星人“用创新的眼光去看待问题，用创新的思维去思考问题”，告诫人们“今天不创新明天就落后，明天不创新后天就淘汰”，强调“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生存；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发展；企业只有不断创新才能创名牌”。谈起双星的30年发展历程，汪海感触颇深地说：“如果不是我们主动适应市场、主动创新的话，估计双星鞋现在也只能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中了。可以说，双星是创新的先行者、创新的冒险者、创新的成功者、创新的受益者、创新的幸存者。创新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灵魂和动力。”

“名牌是市场经济中的原子弹”。“名牌”是“品牌”的高级形式。在计划经济时代，无所谓“名牌”或“品牌”，因为企业的产品由国家统一生产、统一销售。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名牌”和“品牌”的概念从国外传人中国。汪海是我国最早意识到“名牌”的重要性并致力于创造“中国名牌”的企业家。他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在《人民日报》上撰文呼吁中国企业家创造名牌。他将“名牌”的概念引入企业管理中，提出和实施名牌战略。他经常对员工说，一个企业要生存、要发展、要挤进国际市场，就必须要创出自己的名牌。名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实力的象征，代表了国家先进的生产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名牌体现了国与国之间经济实力的较量。他强调：“名牌，就是市场经济中的原子弹！”“名牌的实质就是质量”，“质量是企业的生命”，他指出，“企业什么都可以改革，‘唯独质量第一’不能改革”；他将创名牌与“讲政治”结合起来，认为，对于企业，“名牌，就是最大的政治”，要“创中国人自己的世界名牌”。他还提出“名牌没有终身制”，“创名牌、发展名牌是一条没有尽头的路，永远不能画句号”。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汪海引领双星人创造了“双星”这一世界知名的中国名牌。

“创世界名牌就是最大的爱国”。汪海是我国具有强烈民族意识的企业家。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尤其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以后，有人认为不要再提“民族工业”了，中国就是“世界的加工厂”；还有人说保持民族的东西，必然影响企业的国际化进程，只有接近和融入国际市场，才能迎合消费者的心理。汪海认为，这些观点是片面的，是错误的。他指出，无论经济如何一体化，民族利益，永远是一个国家不可放弃的底线；民族感情，永远是一个人心头不可磨灭的牵挂。因为在这个地球上，没有孤立的经济，也没有孤立的政治；永远是强权经济、强权军事支撑强权政治；只要存在国家、民族、政府，就不可能完全一体化。基于此，汪海提出了“民族精神、民族品牌、民族企业家”的“三民主义”。他指出：“精神是一个人、一个企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精神的丧失，直接导致我们的企业随波逐流，没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这个精神就是民族精神。”“民族品牌体现民族精神，民族品牌代表民族形象，民族品牌维护民族利益，民族品牌体现民族尊严。”“民族企业家首先要爱国，要有民族气节，要有强烈的民族责任感。”他强调：“民族企业家就像战场上的将军、元帅一样，在商战中也要代表民族的利益打胜仗。”“无论经济如何一体化，民族的利益高于一切。”“我们应该放弃天真的幻想，奋发图强，创造自己的民族品牌，做大做强自己的民族品牌。”“只有创出在国际市场上站得住脚的世界名牌，中国的企业才能在国际经济舞台上立于不败之地，中华民族才能不断强大起来。”因此，2005年他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经济全球化：中国制造与民族双星品牌研讨会”上大声呼吁，企业家要创造民族品牌，政府要支持民族品牌，专家学者要研究民族品牌，商家要推销民族品牌，新闻界要宣传民族品牌，消费者要热爱民族品牌。

“百分之二百的服务”。服务，即服务客户，服务消费者。汪海指出：“服务是名牌的标志，服务是名牌的希望。…‘在市场经济中，服务与市场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即使你有好的产品，如果没有好的服务也一样没有好的市场。”汪海对产品的要求是100%的质量，但事实上也难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就需要用200%的良好的服务质量去弥补。汪海指出，“服务是商业道德的最高体现”。“没有良好的服务质量，不但不会有良好的市场企业形象，而且会失掉广大消费者对我们的信任，砸了牌子、丢掉客户、丢掉市场、全盘皆输。”这个问题“关系着双星名牌企业的形象，关系着广大消费者对双星的信任，关系着双星名牌和集团本身的生死存亡”。因此他要求双星人牢固树立“双星的发展有你的服务”的新观念，抓好售前、售中、售后三个服务质量，真心真意为客户着想，为消费者服务。

“干好产品是最大的行善积德”。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一千多年来，已逐渐与中国传统思想相融合，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行善积德”就是佛教中的常用词汇。汪海说：“我发现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佛教文化中，有许多有用的东西可以为今天的企业管理所用，况且，博采众长历来是共产党人的传统。这几年来，我尝试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佛学文化导人企业管理当中，正是体现了共产党人实事求是的精神。”汪海将提高产品质量与行善积德结合起来，提出了“干好产品质量就是最大的行善积德”的著名观点。汪海认为，你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不好，坑害了消费者，你的产品就会没有销路，企业就无法生存，这就是因果报应。所以，汪海要求无论哪个单位、哪个公司，无论哪个人都要提倡为双星积德，为双星行善。当年，双星集团在贫困的沂蒙山区建厂时，常常有当地的老百姓到工厂里偷东西，从农民中招收的员工也监守自盗，屡禁不止。汪海就在厂门口塑了一座菩萨像，还盖了庙。出于对观音的敬畏，偷东西的现象就此绝迹，当地的治安状况也好了许多。汪海还把中国古代著名的典故“二十四孝”塑成群像搬到双星山上，用于教育员工。正如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指出的，双星能够发展到今天，汪海在企业经营管理当中创造了思想价值；正是因为他敬畏中国传统文化，并将它融于企业管理的各个方面，才促进了双星的发展壮大。

“做市场企业家”。这是汪海给自己的人生定位，也是他的价值追求。汪海将中国的企业家分为五种类型：“机遇企业家”、“产品企业家”、“关系企业家”、“贷款企业家”和“市场企业家”。他反对将“厂长”、“经理”叫做“企业家”，认为这是对企业家一个不正确的看法，也是对企业家的贬低。在他看来，真正的企业家是“市场企业家”。企业家至少应该具备8个方面的基本素质：政治家敏锐的头脑、哲学家的思想、军事家统领全局的谋略、诗人的浪漫风情、实干家锲而不舍的苦干精神、外交家的翩翩风度、演说家的激情和口才、冒险家的胆识与创新勇气。汪海指出，企业家素质不是在学校里培养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拼杀出来的。真正的企业家不光有适应市场的产品，还必须有思想、有理论。“只有市场企业家，才可能不论身处什么行业，不论遭遇了多么复杂的市场形势，不论面对什么样的宏观政策，都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汪海从30年来自身创业经历中总结出来的真知灼见。他本人就是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型的时代浪潮中拼搏出来的真正企业家——市场企业家。

三 破坏旧观念，创造新思想

汪海的市场理论，质朴无华，个性鲜明，思想深刻，是我国国有企业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理论创新的宝贵成果。但是，理论创新是一个艰难的智力活动，开始时往往不容易被人理解。尤其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对汪海的市场理论，很多人嗤之以鼻，甚至指责和漫骂。

1986年，青岛市委在双星主持召开了山东省企业改革现场会，汪海在会上介绍了双星改革创新的成功经验和他的市场理论。对此，有人赞同，有人持保留意见，但那些抱着计划经济旧观念不放的人则忍无可忍，拒绝接受。行业内一位“老八路”出身的领导当场气得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拂袖而去。会后，这位老领导的满腔怒火终于失控，拍着桌子骂道：“汪海胡说八道！市场是最高领导，市场在哪里？最高领导是市场，要我们干什么？我们怎么办？”

这不是个别现象。30年来，汪海的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不断遭到非议、指责。在2008年9月9日双星改革进市场30周年新闻发布会上，汪海给自己总结出30年来被扣的30顶“帽子”：第一个偷着卖鞋，被扣上“无法无天”的帽子；改革初期进行企业整顿，被扣上“黑老大”的帽子；管理“严、高、细”，被扣上“比日本鬼子还坏”的帽子；实行“不看文凭看水平、不论学历论能力”的用人策略，被扣上“和中央干部路线对着干”的帽子；搞改革撤换庸人、起用能人，被扣上“拉新山头、搞新宗派”的帽子；支持技术人员搞科研，被扣上“唯生产力论黑后台”的帽子；第一个以企业的名义召开产品订货会，被扣上“目无组织”的帽子；第一个召开新闻发布会，被扣上“大吃大喝、挥霍国家钱财”的帽子；将双星生产的第一双高档PU鞋送给中央领导试穿，被扣上“有野心、想往上爬、看不起地方领导”的帽子；双星员工在车间里张贴汪海语录，被扣上“个人崇拜”的帽子；运用佛文化管理企业，被扣上“搞封建迷信”的帽子；在中央电视台打广告，被扣上“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帽子；合并保卫科和武装部，被扣上“搞独立王国，自成体系”的帽子；开发新产品，被扣上“不务正业”的帽子；进行经营体制改革设立分厂，被扣上“不自量力想当大官”的帽子；到国内外考察市场，被扣上“游山玩水”的帽子；带着女厂长、女开发人员出去考察，被扣上“男女关系作风不好”的帽子；“出城上山下乡”，被扣上“卖厂贼、捞好处”的帽子；战略转移沂蒙山，被扣上“在城里干不下去了”的帽子；双星的老产品转移到农村实现低成本扩张，被扣上“剥削人”的帽子；强化企业管理，抓偷产品的工人，被扣上“侵犯人权”的帽子；实行职工代表民主管理，被扣上“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帽子；双星卖断经营公司、连锁店，被扣上“国有资产流失”的帽子；提倡创民族品牌，被扣上“神经病”的帽子；创出九九管理法，被扣上“土八路、土包子”的帽子；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ABW”管理理论，被扣上“企业文化没有用、自吹自擂、自以为是”的帽子；给中国女排队员送鞋，被扣上“拉关系、捞资本”的帽子；发动全员创新，被扣上“瞎折腾”的帽子；双星鞋业改制成立双星名人公司集团化运作，被扣上“捞自己好处”的帽子；等等。由此，汪海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这不奇怪。在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整个过程中，理论上的争论一直不断，有时甚至短兵相接，十分激烈。人们一直认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优越性的体现，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主张市场经济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人们仍然把市场看做社会主义的异己力量，甚至宁可用“商品经济”，也忌讳“市场”的概念。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以后，“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告一段落。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又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党的十四大明确提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至此，“计划”和“市场”的争论彻底结束。但围绕着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仍然在继续。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汪海作为计划经济的破坏者、市场经济的建设者和先行者，备受争议在所难免。汪海头上被扣的30顶“帽子”，应该说是我国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新旧思想斗争的具体反映。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左”就是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陈旧理论和僵化思想。创新是创造性破坏。理论创新就是对旧观念的破坏、对新思想的创造。对此，汪海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说：“几十年了，挑我毛病的人不少，什么帽子都给我戴过，我为什么还敢往前闯？因为我相信我是对的。”“因为我实事求是，我相信党的改革开放政策绝不会变，要搞市场经济，就得实事求是。”坚定的信念和信心，使他不怕争议、不怕指责、不怕打击报复。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汪海提出了一系列新观念、新思想，逐步形成了系统的汪海市场理论。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今，30年的改革实践已充分证明，汪海的市场理论是对市场经济规律的科学总结。汪海根据他的市场理论，30年来使一个濒临倒闭的老国企挣破计划经济的束缚，脱胎换骨，成长为顺应市场经济发展规律的生机勃勃的新国企。

四 双星市场理论的核心是实事求是

如果说，创新是一种历险，那么理论创新则是险上加险。因为理论创新既不同于科技创新，也不同于管理创新，它直接针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有时涉及国家政策、意识形态，甚至政治制度。《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需要解决许多极其复杂的问题”。其中，如前所述，新旧思想观念的交锋最为激烈，甚至演变为政治斗争。30年来，汪海每走一步，总是伴随着非议和指责。幸运的是，汪海并没有倒下，反而成功地创造了他的市场理论。究其原因，与汪海正确把握五项创新原则密切相关。这五项创新原则就是深入实际的作风、实事求是的态度、反向的思维方式、“三个有利于”的准则和敢为天下先的哲学。这五项创新原则是汪海30年来在错综复杂的时代变革中理论创新的宝贵经验，也是我国改革开放30年来的重要理论成果，对我国企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理论创新和改革实践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理论指导实践，又来源于实践；随着实践的变化，理论要与时俱进，发生相应的变革。这就为理论创新提供了空间，要求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生活之树常青。只有深入生活实际，才能感受到实践的脉搏，为理论创新带来灵感。在汪海看来，市场是企业最大的实际。“双星市场理论的诞生是市场发展对我们的要求，也可以说是被市场逼出来的。”他明确指出：“市场是企业的根。”因此，他一年365天中300多天都“泡”在市场里。他下车间，了解生产状况；他走访商场，调查客户的需求；他飞往国外，考察世界行情……“春江水暖鸭先知”。汪海的“有人就穿鞋，关键在工作”的经典名言，就是在他偷偷卖鞋第一次进市场时感悟出来的。他的“市场是企业最高领导”，“跟着市场走，围着市场转，随着市场变”，“名牌是市场经济中的原子弹”，“干好产品是最大的行善积德”等著名观点，都是在摸爬滚打的市场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市场是双星成长壮大的根，也是汪海市场理论产生的不竭之源。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邓小平指出：“实事求是是无产阶级世界观的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嗯想基础。过去我们搞革命所取得的一切胜利，是靠实事求是；现在我们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同样要靠实事求是。不但中央、省委、地委、县委、公社党委，就是一个工厂、一个机关、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生产队也都要实事求是，都要解放思想，开动脑筋想问题、办事情。”汪海是邓小平理论的实践者和创新者。他曾说：“双星市场理论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正是因为我们遵循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才在30多年的时间里，战胜了各种风险，真正创造出中国人自己的品牌。”汪海求真务实，反对弄虚作假；注重实用，反对教条主义；深入一线，反对官僚主义；决策科学，反对主观主义；思想解放，反对因循守旧；敢为人先，不管说三道四。实事求是是汪海市场理论产生的思想基础。

反向的思维方式，简称“反思维”，这是汪海市场理论的一个重要特色。30年来，汪海运用反思维思考问题，观察事物，制定战略，创造名牌，应对逆境，出奇制胜。汪海指出：“反思维是人类成功的开始，只有反思维才能创造奇迹。”有时，汪海将“反思维”称作“逆向思维”，并与“逆向思维”联用，认为“逆向思维和反思维就是在符合发展规律、科学地分析社会的前提下解放思想”。他强调，“逆向思维”和“反思维”“是推动历史前进、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是我们双星成功的前提”。因此，他主张“要把思想上存在的计划经济教条的、僵化的、墨守成规的东西彻底根除掉，提倡反思维”，要有“喜新厌旧”的观念，要有“四不像”的创新。他给狮子穿鞋，他给黑猫白猫穿鞋，他让大佛说话，他建“四不像塔”，别人降价他涨价，他打反广告招回有缺陷的产品等都是他反思维理论的产物。

邓小平指出，判断姓“资”姓“社”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加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江泽民指出，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汪海将邓小平“三个有利于”标准和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创造性地运用于企业实际，提出了双星发展的“三个有利于”准则，即有利于国有资产的保值和增值，有利于经营者赢利，有利于双星品牌的发展。他还在别的场合提出：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员工生活水平的提高，有利于集团综合实力的提高。两种表述略有区别，但实质一样，即双星的发展要有利于国家、企业和员工。这“三个有利于”既是双星发展的标准，也是汪海理论创新的原则，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实践。

汪海在他的办公室里挂了一幅条幅，上写“敢为天下先”五个大字。这既是他人生历程的写照，也是他人生哲学的显现。汪海说：“双星进入市场，首先是思想上进入了市场，超前的思想在实践中形成理论用来指导事业的发展，事业才能取得成功。”事实上，无论是机构改革，还是股份制改造、国有民营；无论是召开企业新闻发布会，还是在全国建立鞋业连锁店、转战沂蒙山，汪海总是领先一步，这和他奉行的“敢为天下先”的人生哲学密不可分。汪海曾说：“当国企改革处于举步维艰的攻坚时刻，企业家应该有敢闯旧体制禁区的勇气，要有‘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的气概。”正是这种“敢为天下先”的英雄气质，汪海能最早感受到市场发展的脉搏和走向。这使汪海的市场理论具有超前性和创新性的鲜明特色。

                                              （撰稿：张来民）